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4)01-0059-16 一、19世纪战乱中的双重统治格局 中国自古便存在着“国”与“家”的双重统治，即所谓的“家国网络”。在地广人多的中国，“国”之概念下中央集权制行政的实际状态极为粗放；“家”之概念下基层社会（注：县官为“亲民之官”，县为政权结构的最低一级，县以下为基层社会。）的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则在行政、司法、经济活动、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的补充，起到所谓“结构——功能替代物”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是在“国”与“家”的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及利益调整下波浪式前进。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到清中后期，最终形成了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三大系列组织（注：基层社会的三大系列组织为：保甲里社坊厢系列；家族宗族乡族系列；经济型乡族组织及行业组织系列。）纵横依赖、科举制官僚流转制下绅士官僚上下流动连接的双重统治格局。这种双重统治格局继续发展变化——“国”的力量在消退，“家”的力量在增长，绅士的作用愈益显著，但整体上一直保持在“稳定”、“均衡”的框架之中。19世纪中期以太平天国捻军为中心兵祸匪患相交织的战乱，使其时双重统治格局的实况赤裸裸地凸显在人们面前。 首先，上层统治腐败已极，丧失了其在双重统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以安徽为例，各地方政权、绿营军不堪一击。以省城安庆为首的各重镇及江防要隘“随到随下”，其他“郡县本无所谓守，亦无所谓陷，望风奔溃，一切财物粮米全以资贼。”（注：《周尔墉日记》，《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37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太平军经常“不战而克”，“兵不血刃”，在各府州县城任意来去，有如出入“客馆”。沿江各地凡太平军经过之处，地方政权全部坍塌，过后近一个月府州县城仍为空城，“省会以及沿江各州县”“俱无官长”，地方之事“无官料理”（注：《向荣奏稿》，载《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7)，第59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绿营军明显兵力不足，士气及战斗力均极低下，“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平日毫无准备，遇变即弃城而逃”（注：《清文宗实录》卷七六。）。 第二，基层社会统治的作用十分显著。以城守论。城守的责任者主要不是国家经制军队绿营军（注：在双重统治格局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从很多论述军事的时文中得到印证，如《皇朝经世文编》卷七七，魏源《城守篇》；《皇朝经世文编》卷七九，陆世仪《论守城》等。）。安徽绿营军兵力部署极其薄弱粗疏，驻各县（州）城守汛一般只有二三十人，分防汛塘（小讯1-6人）后不到10人。如颍上县，城守汛额兵共30名，该城墙3857丈，约7714个垛口，平均每兵约需守257个垛口或129丈城墙，其中还要经常分出26名驻防八里垛汛等4汛塘（注：同治《颍上县志》卷五，《武备》。）。所谓“战阵属兵，守城属百姓”。城守的责任者是负责民政的守土官，守土官所依靠的城守力量正是以城中绅士为长副、从城内居民中编派的丁壮。守城需有粮饷支持，以人岁食米3石5斗计，千人至少需3500石（注：《皇朝经世文编》卷七九，陆世仪《论守城》。），这些粮饷均摊派或募捐于民（绿营军饷也多靠基层社会的捐输）（注：《清文宗实录》卷二一六；卷二七九。）。基层社会组织各绅不仅率众登陴守城、结寨自保，而且率勇出战，或参与绿营攻防，对保卫、恢复、维系上层政权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以上两点决定，上层统治趋弱、下层统治趋强的状况，势必在战乱中进一步发展。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社会组织及其代表绅士或以局政取代县政，反次要为主导（注：方江：《家园记》卷一，载《安徽史学》1986年1期。）；或以自我经营为基点，游离开原有的双重统治格局，不再全力支持上层政权。如太平军围困庐州城时，“四郊团练皆绅士主之”。安徽巡抚江忠源屡从围城中出手书求援，“谕以忠义”，“卒无应者”。有个叫朱景昭的人到诸练首绅士家中涕泣求援，诸人“漠然不闻”。一富绅半晌方云：实不得已，不过白扔几百石米罢了。问其故，答曰：一石米一丁，雇二百丁向城边露露头，“则吾责塞矣。”（注：朱景昭：《劫余小记》。）更有基层社会组织及其代表绅士对上层政权阳奉阴违，或全然对立。如皖北各圩寨“捻子一外出，练总地保该咋办还咋办，捻子一回来家，就按捻子说的办了”（注：马昌华：《捻军调查记》，载《捻军调查与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皖中以张荫谷、周盛波、刘铭传为首的三山团练（后为淮军核心）也有投靠天平军的打算，只是歃血会盟时碰巧大风吹断了旗杆以为不祥，方才作罢。而连圩数千，辖众数十万的凤台邑绅苗沛霖在清军太平军之间首鼠两端，“时降时叛”，也私设厘卡，勒饷派捐，设立“公寓”，“生杀专擅”，当地官员“惟守印玺而已”。如合肥谢家大户谢珍科“招纳亡命，联络十余村庄”，“建旗称顺天王，刻期攻城”（注：参见方江《家园记》卷一至七，载《安徽史学》1986年各期。）。定远邑绅陆遐龄父子竖“随天大王”等旗，聚众抗官（注：参见方江《家园记》卷一至七，载《安徽史学》1986年各期；光绪《定远县志》，《蠲赈》。）。皖北“圩寨错立，始则结寨以御寇，继则踞寨以抗官”，“贼至则献粮纳款，兵至凡闭关绝籴”，“文武生监……乘势啸聚”（注：葛士达：《剿捻十议》，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1)，第288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清文宗实录》卷八五。）。颍上、寿州“捻匪啸聚，动辄累万，主之者多绅宦旧族，始以团练召集豪强”，既“闻皖宁皆陷，遂谓江南无长吏，纵之劫掠，有十大帅主、十三天尊之号”（注：参见方江《家园记》卷一至七，载《安徽史学》1986年各期。）。 19世纪中期战乱中原有双重统治格局被打破——或残缺、或变形，势必导致政权结构的调整和统治格局的变化——或者后退复原，或者在原有基础上产生新的政权模式及统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