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在保皇抑或革命上，曾表现出极大的徘徊与反复；他在对待西方现代性文化上亦如此。文章从这种“善变”入手，分析其“不变”，洞察其用心，梁启超以善变的姿态展现在20世纪之初的政治、文化舞台上。其善变内含着矛盾的心态，他曾经自述道：“（启超）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面对西方，他有众多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不能随便选择，他心怀着中国，肩负着历史使命。选择的艰难常常使他进退维谷；选择的改变，伴随着姿态的转变，也将他逼近两难之中。与其说善变是梁启超的问题，不如说是近代中国的问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相反，西方却占据着世界舞台的中心，因此，把寻求救国真理的眼光投向西方势在必行。但当我们把西方看成一个参照系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它对中国的适应性如何？中国的局面非常复杂，她有自己特殊的情况。梁启超的善变根源于此。同时，正因为他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才在选择时产生焦虑，陷入进退维谷。他的焦虑、他的进退维谷更说明了他善变中的不变。他不但理解了西方的理论。也更关心如何消化这些理论为我所用，如何把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思考，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同时，由于不变，在面对西方时他又保持着清醒和冷静。在当今“全球化”的冲击下，整个世界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西方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应如何面对？梁启超的不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