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15(2004)01-0060-05 2002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时，希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努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西方侵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这一热点问题认真研究。因为，史学界对此不但颇有争议，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今天，大学生对其也有一些模糊认识。为帮助学生更理性地认识这一问题，使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笔者首先就围绕这一问题所产生的争论作一概略分析，并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几点浅见。 一 关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从总体评价上看，共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认为西方侵略带来的是文明、进步。以曹炳生、周清泉、伍思等为代表。 曹炳生把中国近代史放到世界范围内进行了研究，认为近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西方殖民征服“不仅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的拓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了东方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在东方造成了一场最大的也是东方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二是促进了东方各国和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最早遭受殖民征服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已进入亚洲四小龙的行列，而没有遭受殖民征服的中国北方则贫穷落后；三是促进了东方各国一大批富有生命力的近代民族的形成，导致了东方一系列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因此，西方入侵是“东方民族走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如果没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1] 周清泉、伍思也发表了类似见解。他们认为那种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看作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把民族利益看作最高利益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脱离了客观历史事实”。[2]并进一步指出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明起了决定意义的作用”。[3]因此，对于西方的殖民征服，“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应当指斥，而且还要加以鼓励、帮助，使它尽快在全世界范围内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使命。”[2] 第二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国带来的是数不清的灾难，同时，也承认它在客观上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这不是侵略者的本意，是“派生出来的结果”。“西方文明”与“西方侵略者手中的文明”根本不是一回事。龚书铎、谢本书、刘大年、胡绳等一大批学者持此观点。 龚书铎明确反对侵略“有功”的说法。他以大量的史实从战争赔款、协定关税、治外法权等方面论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掠夺的历史”，帝国主义“用军事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在文化上奴役中国”，最终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4]所以说，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是“地地道道的厄运”。[5] 乔还田也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列强破门而入“给中国带来的是数不清的灾难，而不是福音”。当然，要罗列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起的客观作用，也不是一件难事。但这毕竟“不是侵略者的本意，更不是它的主要作用”，只不过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此，决不能估价过高，否则“主次不分，以至本末倒置了”。[6] 戴逸、胡绳、谢本书等都从不同角度作了论述，指出“客观的某些局部效果不能掩盖、更不能代替侵略的本质、目的及其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更大更严重的危害。”[8] 第三种观点承认西方入侵具有破坏作用，但认为他们给中国带来的客观建设性作用远远大于破坏性作用，以李时岳、姜鲁鸣为代表。 姜鲁鸣认为西方殖民者的建设性作用，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矛盾运动的惯性，加速了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产生；二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侵略的进一步加深，西方文明也尽快地传播到中国；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强行打入中国人的生活界域，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重大作用。同时，他也提到，帝国主义侵略也给中国造成许多灾难性后果，对此中国人民不应当忘记，但要“正确处理历史进步标准（生产力）与伦理原则的关系”，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以社会历史进步为准。[9] 李时岳则著文指出：西方入侵给“外国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对中国也并非完全无益”。那种对一方有利则必然对另一方有害的传统观念，并不能得到事实的支持。中国正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才发生了资本主义”。[10] 第四种观点认为西方入侵对近代中国具有双重作用：刺激促进作用和压迫抑制作用，二者是参半的，哪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以郭世佑、姜铎为代表。 郭世佑在《对当前近代史研究理论的新思考》一文中指出西方侵略者“集侵略与进步于一身”，我们既要认清“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危害，充分肯定中国人民自卫反击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要注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近代史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任何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观点都是“失之偏颇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