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翁同龢研究述评

      翁同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晚清的许多重大内政外交活动均与他有关。对于他的参政活动，时人和后人一直褒贬不一，因此，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2004年是翁同龢去世100周年，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他，本文就学术界百年来对他研究的情况作一阐述。

      百年来学术界对翁同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翁氏去世后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文革”结束至今三个阶段。

      去世后到新中国成立前(1904～1949)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又可分为两个时段：从去世到20世纪30年代为一时段。这一时段发表的文章大多为他的门生故旧怀念他的文章和纪念他诞辰90周年的祭诗祭文，以及对他生前部分诗文手稿的整理出版。偶尔涉及对他甲午主战和戊戌变法的评价。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为另一时段。这一时段除了上海有正书局影印出版他生前遗留文字、日记外，许多学者在著作中对他在晚清的重大活动开始进行评价，清史稿《翁同龢传》也对其进行了评论。这些文字从严格意义上讲，还处于资料整理阶段，谈不上对他的专门研究。

      1.从去世、开复处分到20世纪30年代(1904～1920)。

      1904年（光绪三十年）7月翁同龢去世后，他的亲朋好友和部分门生故旧分别在常熟和上海的常州八邑会馆设灵公祭。在常熟，俞樾（曲园）、汪鸣銮（柳门）、孙雄（师郑）、邵松年（伯英）、张謇（季直）、徐兆纬（倚北）、张南陔（兰思）等都敬献了联幛。联语内容多半集中对他授读同光两帝、书法成就的称颂以及戊戌政变中遭受严谴一事深表同情。盛宣怀、沈瑜庆、蔡钧、张元济等参加了上海的公祭活动。张氏将翁同龢比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和司马光：“有宋名臣以文学政事显者曰欧阳修，曰司马光，求之近今，足与媲疋者，其为吾师翁公。”

      20世纪30年代翁同龢的门生陆襄钺出资银500两，将翁同龢生前的诗文遗稿以《瓶庐诗稿》的名义交武昌文华书局出版。次年，翁同龢的另一位门生张南陔（兰思）编印出版了《瓶庐诗补遗一卷校　异一卷　词一卷》。冯煦、邵松年、孙雄同时为该书作序。冯氏认为翁同龢戊戌开缺南归是不幸中之大幸：“宵人之百计中师以去之，正天鉴师之忠贞笃实，不欲使之与戊戌八月、庚子六月之变也。”孙雄则认为戊戌年间翁同龢“若不去位，犹正色立于殿陛之间，朝野惮其风采，则维新之士即不次擢用，必不至卤莽灭裂以偾也”。这大概是对翁氏支持维新变法最早的评价。

      是年旧历四月二十七日，为翁同龢诞辰90周年。在京的翁同龢部分门生故旧组织“平社”，在陶然亭公园举行雅集，以赋诗的形式进行悼念活动。根据陈庆佑（公甫）在《陶然亭平社诗第一集·赋呈师郑吏部》的诗中说，参加这次活动的多达数十人，其中多为前清侍郎以下的大小官员和当时京师的时彦、名流、学者，有陈宝琛、陈三立、樊增祥、闵尔昌、左绍佐、王照、张一、齐耀琳、郭曾炘、吴昌绶、夏孙桐、易实甫等。有些人并未与会，其诗文是事后孙雄征集的，如邵松年、王乃徵、丁祖荫、张南陔等。他们在诗中叙述了翁氏生前同他们的交往、所受的教诲，讴歌了翁同龢的文章道德，披露了不少翁氏生前的活动事实，对翁氏甲午主战、戊戌年间的荐康、开缺等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关于翁同龢甲午年间主战，孙雄在诗中写道：“枚卜风承舜陛薰，相门有相绍衣勤；悬鱼旋马惩私积，走鹿惊麤慨偾军。”认为清军腐朽不堪是甲午战败的原因。李嶽蘅也持将帅无人导致战败的观点。杨济为杨泗孙后人，在《瓶社第一次雅集序》中指出：“议者往往以甲午之役为公病。余于是乎不能无说。惟时东邻以三岛之强凭陵上国，度浏我边陲，睥睥我臣民，凡有血气，莫不愤怒。公以为尊君攘夷，人同此心，遂发遇忠，蕲于一战，固不虞人之利，其灾而媒孽其后也。国之大病不在于公而在于人。征兵不至，至则不行，行则无械。宿将为壁上之观，雄镇无候粮之助，是就致之然载？呜乎，虎飞鲸跃，世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纯臣攻击惨毒之不遗余力。所谓清议亦目论而已。”肯定了翁同龢主战是为了尊君攘夷，是忠于国家，出于对日本侵略的义愤。甲午战败是由于军队的腐败，一些人只指责翁同龢，把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他是不公平的。

      关于翁同龢的荐康之举，姚宗堂（筠如）在诗中给予了充分肯定：“荐贤南海原为国，西山庐墓岂无家？”肯定了翁同龢“荐康”是为国之举，对他开缺革职、庐墓无家的困境深表同情。

      关于翁同龢开缺，孙雄认为有类北宋仁宗年间苏轼出知杭州。就是说翁同龢开缺虽在戊戌年间，但追溯起来，早在书房进讲时就因得罪“当轴”，而不为其所容。证之甲午年慈禧下令裁撤汉书房，说明翁氏开缺与慈禧有关。

      从1917年起，在翁同龢门生张元济的大力赞助下，上海有正书局涵芬楼先后影印出版了翁同龢的大部分手稿，分别定名为《瓶庐丛稿》、《翁松禅遗墨真迹》、《翁松禅手扎》、《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翁松禅山水人物画册》、《翁松禅家书》、《翁瓶笙书屏集·书扇集》、《翁叔平隶书墨迹三种》、《松禅遗画》、《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翁松禅致张啬翁手书》等10多种。1925年4月，涵芬楼又将翁同龢日记分别以《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影印出版。这些遗留文字的影印出版，为翁氏研究保存了第一手资料，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史的研究。《翁文恭公日记》的影印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日记行世不久，熟悉晚清政情的学者很快发现日记中的一些内容己被删削改纂。金梁在《四朝佚闻·翁文恭》中指出日记“内多改削，尤以戊戌年间荐康一事多有隐讳”。他在《近代人物志》中又说：日记“似有重缮改易之处，翁同龢自戊戌罢归不无顾忌，凡所记载尤虑触讳，其自辩与康不相往来，亦远祸之意耳。”金梁更以此推论，进而对日记的真伪提出质疑。此后学术界对翁同龢日记的真实性疑信参半。

      金梁的《四朝佚闻·翁文恭》一文可称得上是学术界对翁氏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文章对翁氏在朝时的人际交往与朝局关系、翁同龢的开缺原因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同亲贵的关系，文章说：“翁文恭公同龢以帝师而兼枢密，预闻军国，实隐操大权而周旋帝后，同见宠信，亦颇不易也。”光绪初年：“翁初善恭（亲王奕訢）而继附醇（亲王奕譞），甲申引孙毓汶，意在易恭，竟并及自己，非所料也。甲午起，恭终复逐孙，乃挈张荫桓为己助，张既得宠，翁不能无动，而康有为适求进，遂并荐之，不意张康渐合，共邀特遇，翁之进退乃维谷矣。”关于翁氏开缺，文章说：“当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怫然，常入报帝以伸己意，众已侧目，而恭（亲王）久受挫，积憾尤深。病笃临视，太后问以遗言，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遂骤下罢斥之谕。或谓孙实代草，所述皆翁对恭状，而引入严旨，乃成跋扈权臣矣，翁实不能负此重咎也。”文章认为翁氏的开缺，除了奕訢的临终遗言外，还与平日同荣禄、刚毅关系紧张有关。“至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荣禄、刚毅更久为所轻，故遇变乃下石矣。”文章认为翁同龢虽存在诸多不足，如“好延揽而必求为已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等等，但一生大节无亏，“以忠悃结主知，能持大体，亦无愧为良相”（注：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书店影印本，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