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1-0120-08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为止，学术界对近代人物张荫桓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究其原因，除了人们对张氏与晚清政局的重要关系缺乏应有的认识外，相关资料的零星分散乃至缺乏可能也是客观因素。近10余年，随着张荫桓戊戌日记等新材料的披露，学者们围绕张氏与清季内政外交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王贵忱：《张荫桓其人其著》（载《学术研究》1993年第6期）、《张荫桓戊戌日记后记》（载《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苏晨：《张荫桓与戊戌变法之谜》（载《东方文化》1994年第3期）、《张荫桓与戊戌英德借款》（载《学术研究》1994年第6期）；李吉奎：《张荫桓与戊戌变法》（收入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马忠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收入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黄遵宪、张荫桓关系考论》（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等。），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位“甲午至戊戌间之幕后大人物”（注：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64页。）所发挥的特殊影响和作用。 最近我们在整理张荫桓日记的过程中，对分藏各处的张荫桓甲午日记未刊稿进行了搜集和整理（注：在查询和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罗久蓉先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南京博物院徐湖平院长、凌波女士、常熟博物馆钱濬馆长及朱育礼先生均提供了热忱的帮助，谨此特致谢意。）。这部分日记虽然数量不多，内容却十分重要，对研究甲午战争前后政局以及对日议和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日记稿本的基本情况 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张氏早年放弃科举，投身洋务活动，由捐班进入仕途。光绪十二年（1886年）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当时称日斯巴弥亚）和秘鲁三国公使，光绪十六年（1890年）回国，以太仆寺卿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光绪十八年（1892年）官至户部左侍郎。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奉命与湖南巡抚邵友濂一起前往广岛议和。在戊戌变法中，张氏支持仿效西方进行改革，并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政变发生后，被革职发配新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重修旧怨，下令将张荫桓处死。 张荫桓虽出身捐班，却才华横溢，工诗词，富收藏，有《铁画楼诗文稿》（六卷）、《铁画楼诗续钞》（又称《荷戈集》，两卷）传世。有关张荫桓的著述情况，王贵忱先生曾经撰文予以全面的介绍（注：参见王贵忱：《张荫桓其人其著》，《学术研究》1993年第6期。）。张氏日记，除了他担任驻美、西、秘三国公使期间所写的《三洲日记》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在北京刊行外，目前已影印出版或见诸著录的稿本只有王贵忱先生收藏的戊戌日记（注：该日记经整理标点后曾连载于《广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4期和1988年第1、2期。1999年王贵忱先生对释文重新修订，由澳门尚志书社影印出版。）和分藏于海峡两岸有关机构的甲午日记。本文将主要介绍三种甲午日记稿本的基本情况。 现存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分别藏于常熟博物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院三处，共四册，仍是残稿。原稿均用作者自印绿格竹纸稿纸所写，半页八行，版心有“铁画楼”三字，与王贵忱先生所藏戊戌日记手稿完全相同。 常熟博物馆收藏一册，时间起于光绪二十年甲午正月初一日（1894年2月6日），止于二月三十日（1894年4月6日），连续两个月没有中断，相对比较完整。据常熟翁同龢纪念馆原馆长朱育礼先生言，这册日记为近人俞仲久（名炳恒，江苏常熟人）所捐献。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两册：一册起自光绪二十年三月初一（1895年4月7日），止于五月初一（1895年6月4日），其中三月初四日及初五日部分内容缺损；另一册起自七月初一（8月1日），止于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其中七月初五至初八、七月二十日部分损毁。其中第一册首页附有康有为的题记： 呜呼！此吾邑张樵野尚书甲午札记也。尚书既以戊戌党祸抄没戍新疆，庚子以谏用拳匪惨戮。此册经如劫流于外，张君有楣以记中有誉我语，因赠我。中多记□□事，关涉颇大，若朝章国故尤夥，足与常熟日记参考。若夫生死患难文酒过从之感，追思萦欷。天游。 “天游”是康有为晚年的别号。从题记可知这部分日记是由张有楣（此人事迹不详）赠送给康氏的。日记中提到的“常熟日记”应指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记》（翁同龢为江苏常熟人），康于1927年3月在青岛逝世，故康氏写此题记当在1925～1927年之间。另外，在第二册的最后一页，钤有收藏机构的印章，表明“来源”是“康先生”，时间是“1968.11.5”。笔者推断，此“康先生”应该是旅台的康有为之孙康保延先生。可见，这两册日记应是康氏后人捐献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