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已故哈佛大学本·史华兹教授(Benjamin l Schwartz,1916-1999)于1964年发表了《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for Wealth and Power:Yan Fu and the West,1964)（下简称《严复》）。该书发表后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三十多年来有人提出部分不同意思，但对其主要论点，似乎多无异议。1998年如今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克武先生发表《自由之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之认识与批判》（台北，1998），书中对史书的主要论点，提出质疑。 熟悉学术界争论的人都很容易发现争论双方往往得费很多口舌来澄清对方对自己的误解。这说明学术争论（也可能一切争论）不仅起因于真正的意见分岐，而且往往出于对文本的误读。争论中固然必有岐见，而误读是否可以完全避免即使在铨释学上也始终是各家争论的焦点，迄今并无定论。例如，按照珈德烈(H.Gadamer)的说法，根本不存在“无预设”，“无先见”的理解；一切理解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视野的溶合”(fusion of horizons)或扩大。他说，“只要我们是在理解，我们就会［和原作者］有不同的理解。”珈氏甚至专门指出诠释者对文本的理解尽管和原作者有所“不同”，但两种理解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据此，我们也许不宜称前者为“误读”。由此可见通常所谓“误读”所涉及的问题实在极为复杂，一言难尽。再则，误读与岐见往往难舍难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几乎难以区隔。我提出这一切，当然不是为误读辨解，而是想说明学术争论本是一种艰苦功夫。避免误读他人文章时所面临的困难绝不亚于抒发与他人的岐见。这一点在勤于发表自己文章，怠于研究他人著作的今日学术界也许有强调之必要。不过本文强调这点决不意味本文，就不会误读史、黄氏二的著作。实际上，我几乎可以断言文中必有误读之处。此语想表达的决非某种谦逊，而是一种苦衷。 近年我对史华兹的思想世界进行了一些探索。史氏素以渊博深邃著称。例如，他的学生墨子刻(Hhomas Metager)曾说，“众所周知，本·史华兹教授是西方历来产生的最深邃渊博的研究中国的学者之一。”(Thomas Metzger,"The Definition of the Self,the Group,the Cosmos,and Knowledge of Chou Thought:Some Comments on Professor Schwartz's Study,"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V.4NO.2,1986,68)不过，我自己的研究得出一个当初也没有预料到的结论，即史华兹不仅仅是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思想家。换言之，我认为站在作为中国思想史专家的史华兹背后的是一位作为思想家的史华兹。（见拙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兹的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世界汉学》，2003年第二期，38-66）他的许多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历时性立论（包括他对严复的看法）必需放在他的共时性的哲学思考中来考察，才能得其真意。隐藏在他对严复思想之解读背后（或下面的）的是他对整个近代西方思想的反思，而这种反思（例如他对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的反思）又是他对整个宇宙人生之意义与奥秘的沉思的一部分。王元化先生曾正确地指出史氏“文笔隐奥，见解深邃。”（见史文“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椿新鲜事”，林同奇，刘唐芬译，林毓生校订《九洲学林》，2003年冬季，264）关于史的思想内容，本文无法旁骛（可参拙文），此处拟就其“文笔隐奥”一点作些介绍。 史曾批评一位美国学者在进行中西政治文化比较时的简单化倾向。他采用了一个句式，这个句式也许可以反映他的独特文笔（此处本文抽去其内容，只保留其句子形式）：“诚然，你可以说……。诚然，你可以说……。诚然，你也可以说……。但是，如何你肯定地说……，则势必会引起误读。”（见史书）(China and Other Matters,1996,246)这里，史在作了一系列限定之后，最后仍然没有给出自己的裁断。史的学生中国近代思想史家贾祖麟(Jerome Grieder)在回忆当初史氏授课情境时说， “史教授往往喜欢用一句简单的陈述句开讲，然后用他的可动用的五十分钟中的四十九分钟对这句话作出不断的修订与限制。这种授课方式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有时就象不着边际的漫谈，令人灰心丧气——直到若干月或若干年后有一日当你重读自己的听课笔记时，才发现，尽管他最后保留了自己的裁断，但是当他向我们推荐什么才是作出最后裁断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准绳时，他又是如何地诚实，细腻，而准确。”（见Ideas across Cultures,ed.Paul Cohen and Merle Goldman,1990,2) 也是史的学生中国近代史家柯文曾说，史华兹对一些时麾的概念或范畴常具有的“冒牌清晰性”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促使他去揭露其中的内在予盾。史当然不是刻意追求“隐奥”，只是在他心目中文化、历史、人生本来就是极其复杂隐奥，不是任何固定模式或概念所能涵盖。林毓生把史氏的这种运思方式称之为“巴斯噶式”的“多姿多彩、探索式的反思模式”。他引用了巴斯噶下面一段话，帮助我们理解史氏的运思方式： 每一件事是一半对，一半错。基本真理则不是那样，它是完全纯正而真实的。世间事务则没有一件事是精纯地真。因此，根据精纯的真理来衡量世间的事务，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真确的，你将说杀人是错的，对，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你能说什么是好的吗？保持童真？我说，不。因为那样世界将结束。结婚？不，自制（节欲）较好。废除死刑？不，那样将会产生无法无天的可怕情况，坏人将把好人杀光。那么，保持死刑？不，那样将破坏自然。我们只拥有部分真理和善良，而真理和善良与罪恶和虚假是混在一起的。（见林文，“史华兹史学思想的意义”，《世界汉学》，2003年第二期，35） 史华兹对巴斯噶一直有浓厚兴趣。他的学士论文就是“巴斯噶与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张灏也曾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