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3)06-0007-07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痛苦的经历中吸取了深刻教训，并开始探索寻求新的出路。进入新世纪，他的思想异常活跃，深入思考中外政治和学术问题，开始意识到塑造新国民的重要性。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民丛报》，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发表了力著《新民说》，全面阐发他的近代国民思想。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权利、义务 生活在近代社会的国人，当有天然之权利，父母不能夺，鬼神不能窃。梁启超认为，“有权利思想者，一遇侵压，则其苦痛之感情，直刺焉激焉，动机一拨而不能自制，亟亟焉谋抵抗之以复其本来”，表达了用竞争获取权利的通理。而放弃竞争，等于放弃权利，放弃权利的人是麻木不仁的，“肢脏受侵害而不觉苦痛者，必其麻木不仁者也；权利受侵害而不觉苦痛，则又奚择焉？故无权利思想者，虽谓之麻木不仁，可也”。应当强调的是，争个人之权利与国家权利思想并不抵触，两者是统一的，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人人皆不肯损一毫，则亦谁复敢撄他人之锋而损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虚言也”[1](pp.44～50)。 义务和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义务与权利对待者也，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断无无权利之义务，亦断无无义务之权利”。对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相待之义，梁启超曾作过形象的描述：“父母之于子也，早年有养子之义务，故晚年有受养于子之权利；夫之于妻也，有保护之义务，故有使妻从我之权利；佣之于主也，有尽瘁执事之义务，故有要求薪俸之权利，此其最浅者也。”[1](pp.142～144)由此可见，人人都履行自己的义务，才可能满足对权利的要求；人人之所以享有权利，是因为尽了自己的一份义务。 2.自由、独立 自由是国民思想的要素之一。“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1](p.55)在18、19世纪，“不自由毋宁死”一语被欧美国民视为立国之本，亦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推崇。有人认为，“不待人言，不待法治，不待畏逼，不待文饰者，谓之自，居仁由义者谓之由。不待人言，不待法治，不待畏逼，不待文饰，而自能居仁由义者，谓之自由。自由者，希圣希贤之功夫，自修自治之结果也”。这是从精神境界的高度来界定的超凡脱俗的“自由”精神，它已摆脱俗世的“人言”、“法治”、“畏逼”、“文饰”的约束，而进入为仁行义的崇高状态，的确是圣贤功夫，是修炼自律的上品感悟。然而作为“自由”的一般意义，作为有助于团体和个人双重利益的“自由观”，梁启超作了更为切实和系统的阐述：其一，自由是个人摆脱奴隶的个体精神生命。“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实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国民每不惜掷多少形质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为其重也。”这种精神生命包括六方面内容：第一，国民平等，这是平民对于贵族所争得的自由；第二，国民可参与国家政事，这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的自由；第三，自殖于他土的人民，有自建政府，与在本国时所享受的相等的自治权利，这是殖民地对于母国所争得的自由；第四，人民信教自由，政府不能用国教束缚干涉之，这是教徒对于教会所争得的自由；第五，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他族握其主权，侵夺其土地，这是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的自由；第六，劳力者自食其力，地主资本家不能以奴隶畜之，这是贫民对于素封者所争得的自由。这些都是在追求自由的精神生命。其二，自由是相对的，它与制裁和服从相统一。自由分为文明人的自由与野蛮人的自由，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制裁与服从的约束。无制裁之自由为“群之贼”，有制裁之自由为“君之宝”。“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这是自由之公例。制裁者即制此界，服从者即服此界。真正自由的国民，为了不侵他人之自由，必须服从如下之三点：“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这种既要保护自己的自由又要箝束自己的自由的真谛，梁启超曾给予最透彻的诠释：“文明程度愈高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从法律之义务亦常愈严整，几于见有制裁，不见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群之中，无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既无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谓真自由也。不然者，妄窃一二口头禅语，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服公益，而漫然号于众曰：吾自由也，则自由之祸，将烈于洪水猛兽矣。”[2]“譬之一身，任口之自由也，不择物而食焉，大病浸起，而口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任手之自由也，持梃而杀人焉，大罚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故夫一饮一食一举一动，而皆若节制之师者，正百体所以各永保其自由之道也，此犹其与他人他体相交涉者。”在文明时代，受到制裁和束缚的个人自由乃为“自由之极则者”。其三，人欲求得精神上之自由。“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人获自由，先欲摆脱身心之奴隶性。作为个人，最怕自己奴隶自己，这是精神上甘心情愿的自我麻醉，造成一种不知不觉的“心奴”状态。“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也。”所以欲求精神上的真自由，“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而欲除心中之奴隶，要“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1](pp.63～68)，才能真正获得精神之自由。 国民的“独立”品格也是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重要标志。梁启超认为，所谓独立即“不依赖他力”，而“常昂然独往独来于世界者也”。有独立品格之人不受他人的毁誉、褒贬而随其所动，也不因社会客观环境的变化而随波逐流，仍坚持自己正确的主见；有独立品格之人还具有坚持正义、坚持真理的性格，虽然有时不免要忍受心灵深处的莫大孤寂，然而有如此之性格，才能掘除败国灭种之腐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2]。故今日救治之策，提倡独立当属其一。 3.自尊、自信、自治 梁启超曾引用外国人说的一句话，谓“士生今日，欲为蒲柳，斯蒲柳矣；欲为松柏，斯松柏矣”。在梁启超看来，“欲为松柏者果能为松柏与否，吾不敢言；若夫欲为蒲柳者而能进于松柏，吾未之闻也”，一个无自信、无自尊的人是达不到他所要求以上的高度的。梁启超还举孟子的话说，“有是四端（指仁、义、礼、智），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以有为也”。认为自己做不到仁义礼智的人，是自贼之人；不可与这种自暴自弃者交谈，这种人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可见自贼自暴自弃者是难以扶立的。梁启超又说：“夫自贼、自暴、自弃之反面，则自尊是也。是以君子贵自尊。”所谓自尊与自贼自暴自弃者恰好相反。自尊与不自尊也是分辨国民与奴隶的圭臬之一。一国之国民，亦闻天下之危急，亦知国民之义务，但“口中有万言之沸腾，肩上无半铢之负荷”，认为天下大矣，贤者多矣，我不如人，他人“德慧术知，无一不优于我，其聪明才干，无一不强于我，我之一人，岂足轻重云耳”，若一个民族人人如是想，人人如是做，最后无一人因自尊而报国，国家大局终难定矣。可见“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一国不自尊，而国未有能立焉者也”。因此可得出“自尊乃致强之原”，“自贬乃取灭之道”的结论[1](pp.93～101)。 “自信”与“自尊”在逆于“自贼”、“自暴”、“自弃”上是相通的，可谓“成就大业之原也”。自信还有坚持始终、不为干扰而动摇之义，即所谓“初时持一宗旨，任一事业，及为外界毁誉之所刺激，或半途变更废止，不能达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能否保国权，能否兴民权，取决于自信力。国人要人人具有自信力，树立“舍我其谁”的雄心与信念，“居今日之中国，上之不可不冲破二千年顽谬之学理，内之不可不鏖战四百兆群氓之习俗，外之不可不对抗五洲万国猛烈侵略、温柔笼络之方策，非有绝大之气魄，绝大之胆量，何能于此四面楚歌中，打开一条血路，以导我国民于新世界者乎？……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抑何其言之大而夸欤，自信则然耳！”[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