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4)01-0034-09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曾经转述过严复对清末新政的评价，说普鲁士亨利亲王和一名日本军官曾先后向满族王公们建议，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拥有一支现代化军队，并将权力完全集中于朝廷。[1](P781)其实，建议清廷大练新军的不仅有外国人，国内人士也有亟亟以练兵为要者，例如维新言论家汪康年即大声疾呼“明诏天下，自今以后惟武是事”，将军备视为内政第一位应注意的问题。[2]民国时期学者沈鉴研究清末编练新军经费问题时，认为练新军与清朝财政陷入危局关系匪浅，而从后来新军叛变来看，清朝筹练新军实是自掘坟墓。[3] 两人对清朝覆亡的原因均有所论，皆将练兵与清廷覆灭密切联系，练兵与求强是新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军费膨胀势所必然，然而军费根基却因铜元停铸和鸦片禁政而缓慢坍塌，清末鸦片税收大幅度缩减更是练兵经费产生危机的要因。因为，晚清以来的练兵经费与鸦片税厘密切相关，1905年实行的八省土膏统捐及此后举办的全国土药统税的收入成为练兵经费的主要构成部分；各省包括练兵在内的各项新政也较多地倚赖鸦片税厘收入。鸦片禁政，特别是缩期禁种罂粟所带来的税收短绌，对上述新政事业影响甚巨，部臣与疆吏、中央各部之间由此形成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制约了练兵新政的进程。本文从练兵经费筹措所导致的各种矛盾这一角度，充分观览鸦片禁政作为社会改良行动的复杂影响，揭示它在财政、政治和军事等方面所引起的连锁反应。 一、鸦片税与练兵经费 编练陆军是清末新政最重要的事项之一，日俄战争是扩张新军的重要机缘。日俄开衅之前，为防不测，清廷能够应付东北局势的只有北洋三万兵力，防局岌岌可危，“防之不力，守局立隳，而两强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则今日所处之势尤难。如欲慎固封守，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又须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方免疏虞”，[4](P193)军力不支，内廷颇感忧虑，认为练兵实当今急务，不容缓议。袁世凯献策中央集权也是一个重要机缘，袁密示内廷：以编练新军而收兵权和财权。《时报》评论说： 夫练兵一事，其主动之力，似不在政府，而在政府以外之人。而此人者，其权势魄力转足以驱使政府。又所建之策，极契上意，故悍然以令天下而不疑。所谋之事与主谋之人，皆俨然与政府不相属矣。与政府不相属，而其所谋之事又必假政府之手，以令天下，则政府之失位可想而知，其事既终不能与政府相离，而关系之巨，头绪之繁，又终不能不与谙此道者谋，递演递推，因果相生，而朝局之波澜必起矣。[5](1904,10,21) 揆诸后来事实，这一预测相当到位。该报所言“此人”当指袁世凯，“所建之策”应是实行中央集权。袁世凯的部将王士珍去世后，后人为其撰述的“行状”中亦有类似的说法：“二十九年，袁公倡中央集权，收天下兵编为数十镇”，即指此事。[4](197)练兵国策因袁氏献策而确立，在有关机构次第设立后，余下最要紧的事项就是筹措巨款练天下之兵，以固中央集权。在筹款计划中，最具显效的措施莫过于鸦片税厘的整顿和筹划。 鸦片税厘用于军事开支起源较早，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前就有地方政府率先私自征收洋药税捐，用于军事项目。[5](P90-91)鸦片贸易合法化，特别是洋药税厘并征之后，税款收入大增，海防经费中较多地使用这一税款，各省创办的机器局、船政局也大量地使用洋药税款。（注：参见罗尔纲：《晚清兵志》，第6卷《兵工厂志》；庞百腾：《沈葆桢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308、321页；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635-638、660-661、68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2年再版，第255、290页；丁日昌撰，范汉泉、刘治安点校：《丁禹生政书》，香港：丁新豹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568页；《集成报》，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21-22页；《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2254-2256、2862-2869、3381-3383、4328-4334页；《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784、1279-1281、1474、1674、1760-1761、1784、1791、2049页；林祟墉：《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410-420页；魏允恭编：《江南制造局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版，第404号，第503-505、520页。）直至清末禁政期间，洋药税款虽然主要用于支付各种赔款和外债，但仍有部分收入用于各类军事项目，兹举数例列表如下： 部分海关洋药税厘用于军事项目支出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