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4)01-0039-05 从20世纪之初的“新史学”，到20世纪之末的“社会史学”，百年间的史学发展进程似乎表明：每当历史学处于时代性转折的关键时期，社会史都是人们作为标领学术转向的旗帜，成为推陈出新的一个最主要的历史趋向。故追溯20世纪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当会从中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一 20世纪初年，在“西学东渐”大潮中许多西学理论，尤其是进化论和社会学理论涌入中国知识界，导致了旧史学体系的崩裂和重构“新史学”的努力。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并以“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的《新史学》为方向，已经蕴含着社会史的理念和内容。其后，一些以社会史命名的史著相继出现，如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以及一些专题社会史著作如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等。30年代，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一批以新的理论和方法试图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论著相继面世，其中不乏优秀的社会史研究成果。但是，由于“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1949年以后才形成的学科，所以此时的社会史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古代史领域，只有少数论著如30年代新生命书局出版的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著作和1949年上海观察社出版的费孝通等人合著的《皇权与绅权》，分别从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导致的社会变化、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权力结构变化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关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及其发展规律，而且在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融入了社会学的内容。因此，在20世纪史学变革过程中，它们是以典型的社会史著作给人以新的感受。但此类研究没能继续深入下去。 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近代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也引人瞩目。但是，从1957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在“极左”思潮和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下，近代史研究基本上在偏狭的“阶级斗争”和“三次革命高潮”的圈子里打转，把错综复杂而又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人为地排斥于历史的视野之外，因此，无论是从学科意义还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而言，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代社会史研究内容大都被包容在以阶级斗争、革命运动，或者经济基础为意向的一类的研究之中。此一时期寥落散漫的近代社会史研究主要可析分为二个方面：其一是阶级、阶层、身分、等级与社会结构研究；其二是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研究。 应该说，在以阶级斗争为主导以经济基础为前提的史学研究观念制约下，近代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研究是无从谈起的。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作为阶级斗争、革命高潮的背景内容而有所涉及，它的分散性、表面性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在模式化、教条化制约下的近代史学，研究的视野很难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深层”，从而在日趋僵化的发展中走向了“危机”。社会史内容在近代史学中的阙如，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一“危机”的表现。因此，社会史研究在1986年后的兴起，也是史学界寻求解决“史学危机”的一种时代回应。社会史的兴起并作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主要趋向，既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二 从1986年以来，社会史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至今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近代社会史也在理论体系和专题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科理论体系研究。从1986年开始，近代社会史学家们就围绕着“研究对象”、“学科特征”、“学科定义”诸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创建的成果，为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学科创建，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乔志强主张“中国社会史应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等”[1]。在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但著名史学家陈旭麓提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通史，就认为“经济史、文化史毕竟以专史为归属，其议旨和范围都有限度，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2]。在对近年来社会史学反思基础上，王先明对现有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架构具有将社会学理论简单移植的倾向，这导致了历史学社会学化的趋向，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史的正常发展。 近代社会史学家们对于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和知识架构认识并不一致，主张各异，却始终未能形成激烈的学术理论争辩或学术心灵对撞意义上的百家争鸣气势。这使得学科理论研究呈现出滞后状态。 其二，近代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研究。1986年以来近代社会结构研究走向深入，人们更多关注近代社会构成要素、社会分层及其地位、角色的多维性研究。徐鼎新和钱小明的《上海总商会史》，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都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分别从各自角度对商人阶层与中国近代化的互动关系、时代特征、历史作用等作了详尽的分析与论证。近代绅士阶层也是近年来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一书，通过比较揭示了士绅与士族在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则从近代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社会流动、社会控制机制、结构变动、时代转型、阶级分化、历史命运诸多方面，对近代绅士阶层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