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6-0091-08 梁启超一生以善变、多变著称，曾自谓：“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注：《饮冰室合集》（以下简称《合集》），文集之十三，第86页。）从戊戌维新期间的提倡保教到1902年放弃保教，便是梁氏早年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对梁氏思想的这一转变，以往的研究虽有涉及，但都未将之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加以专门讨论，而更重视此一时期梁氏政治思想层面的转变。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梁启超在保教问题上的转变，较诸政治思想的转变更为重要，它隐含丰富的思想内涵。有鉴于此，本文专门就此做一论述，以达抛砖引玉之目的。 一 梁氏与保教之关系 保教，即奉孔子为“教主”、“圣人”，立孔学为国教，是戊戌期间康有为倡导变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和社会哲学基础。对于梁启超与保教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梁启超对立孔学为国教从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甚至公开反对。（注：王有为：《论一九○○年前后康梁思想的分歧》，《学术月刊》，1984年第3期。）或说梁氏对把孔子奉为宗教的先知和把儒教作为国教没有热情，宗教体系全然不在这一时期梁氏的关怀之列。（注：［法］巴斯蒂：《梁启超与宗教问题》，载［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揆诸事实，这些说法与梁启超的实际思想不相符合。 1890年秋，梁启超经陈千秋引见，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今文经学，阐发孔子教义的时期。在师从康有为之后，梁启超起初虽由于阅世过浅，对康有为所授佛学“不能多受”，但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和其所阐发的孔子教义则从一开始就大为折服，“决然舍去旧学”。（注：《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7页。）在接着的日子里，梁启超不但参与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奠基之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而且与陈秋千最早得闻康有为当时还秘不示人的《大同书》，不顾老师的反对，便在同门弟子中广为宣传，致使“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注：《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0页。）1894年他手写《读书分月课程》，向同门弟子介绍万木草堂的读书方法，首先也是建议从今文经著作《公羊》和《春秋繁露》两书读起。 1895年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保教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和提倡者。在他发表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梁便将“保教”与“保国”和“保种”一道看作变法所要实现的目标，指出：“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注：《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一文中，梁则阐发康有为《两考》中的观点，明确要求将孔子奉为教主，强调通过读经，“当知孔子之为教主”、“当知六经皆孔子所作”、“当知孔子之前有旧教，如佛之前有婆罗门”、“当知六经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书”、“当知七十子后学，皆以传教为事”、“当知秦汉以后，皆行荀卿之学，为孔教之蘖派”、“当知孔子口说，皆在传记，汉儒治经，皆以经世”、“当知东汉古文经，刘歆所伪造”、“当知伪经多摭拾旧教遗文”、“当知伪经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当知训诂名物，为二千年经学之大蠹，其源皆出于刘歆”、“当知宋学末流，束身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义”；通过阅读诸子之书，“当知周秦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当知非孔教之诸子，皆欲改制创教”、“当知非孔教之诸子，其学派实皆本于六经”；通过读史，“当知太史公为孔教嫡派”、“当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当知历代制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宣称“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注：《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按：对于梁这番奉孔子为教主的言论，当时同情维新运动的蔡元培就批评他“窜入本师康有为悖谬之言，为可恨也”（《蔡元培全集·日记》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守旧派士绅叶德辉则撰文逐条反驳，骂梁为“士类之文妖”，见《翼教丛编》卷四，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武昌重刻本，第64-71页。）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甚至认为钻研和传播孔教比维新运动更为重要，建议“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4-545页。） 进入1897年，康有为的保教主张不但遭致顽固派的攻击，而且也引起许多主张变法维新人士的非议。在要不要保教问题上，梁启超虽然因黄遵宪等人的劝说，对康有为的保教主张一度“依违未定”。（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页。）是年春，他在写给严复的一封信中甚至对严提出的“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观点表示苟同，指出“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并认为保教主张障碍学术和思想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梁此时已对保教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就在写给严复的同一封信中，梁仍为保教主张辩解，认为保教在当时中国仍有其必要性，指出：“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注：《合集》，文集之一，第110页。）在其它场合，梁启超更是不遗余力地捍卫师说，公开宣传保教。就在写信与严复讨论保教问题前后，梁便在《时务报》馆因倡言保教、奉康有为为教皇而与章太炎产生严重冲突，逼使后者离开报馆。（注：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5页。）在与另一位友人讨论保教问题时，梁启超也一改矜持态度，大谈《春秋》三世之义，极言保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声称“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讲之未莹、念之未熟也”，呼吁仿照西方保国公会，成立“保教公会”。（注：《合集》，文集之三，第10-11页。）更有甚者，为宣传保教主张，梁启超还不顾大局，违背一年前初入《时务报》馆时许下的不在报上宣传老师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承诺，坚持要在报上宣传师说，在办报宗旨上与《时务报》总理发生公开冲突，扬言“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子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2页。有关梁启超在时务报馆与汪康年的矛盾和冲突请参见拙文《论汪康年与〈时务报〉——兼谈汪梁之争的性质》，《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对《时务报》采取杯葛行动，于10月间离开《时务报》馆，前往长沙主讲时务学堂，辞去《时务报》总笔之职。 在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期间，梁继续大力宣传保教，重印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并加序文，提出“爱同类及异类，推孔教以仁万国”。（注：《翼教丛编》卷四，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武昌重刻本，第35页。）另撰《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两文，宣传“《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注：《合集》，文集之三，第14页）推崇孟子为孔教传人，声称“孟子于六经之中，其所得力在《春秋》”，“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保民为孟子经世宗旨”，井田为“大同之纲领”，性善为“大同之极致”，尧、舜、文王是“大同之名号”，王霸是“大同、小康之辨”，孟子所说，即“孔子之言”。（注：《合集》，文集之三，第17-21页。）在他手订的《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和《湖南事务学堂学约》中，梁启超都将“传教”作为其教学的一项主要内容，强调“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课也”，“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注：《合集》，文集之二，第28、29页。）结果，他的保教宣传招来保守士绅的猛烈抨击。湘中士绅叶德辉甚至认为梁启超的保教言论较诸他宣传自由平等之说更为有害，指出：“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春秋界说》九论世界之迁变，隐援耶稣创世纪之词，反复推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苟非博观彼新旧之书，不知康、梁用心之所在”。（注：《翼教丛编》卷六，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