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5-0017-05 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签定，英国人率先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对外关闭的国门，迫使清政府开放了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口岸。根据条约规定，英国人在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四口均按规定时间进城开市贸易。只有广州一口，原定于1843年7月27日开市，但因广州市民的坚决反对，英国人未能达到进城贸易的目的。对此事，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都予以充分肯定。“广州人民反进城斗争，是战后侵略与反侵略的焦点，这场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顽强斗争，对封建主义投降路线的坚决抵制。”（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9页。）广州“以升平社学为首所进行的反英斗争，一再地给英国人以打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注：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战后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主要表现为反英入城斗争，这场斗争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抗不平等条约的斗争。”（注：戴学稷：《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载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无疑，笔者赞同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人进城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面对外来之敌不屈不挠的英勇抗争精神的论述。然而，换个视角，将此事纳入近代工业文明产生，资本主义有如疾风暴雨般无情横扫世界各个角落的封建藩篱，整个世界无可避免地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巨变中加以审视，笔者不免对鸦片战后广州绅民的反进城斗争得出一些有异于前人的新论来，本文试作论述。 一、反进城斗争是一次重新关闭国门的努力 可以这样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于1840年是历史的偶然，然而，在这偶然的历史表象后面却蕴含着历史的必然，这就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战败是必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典名著《共产党宣言》中以无可辩驳的分析，揭示了这一历史必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资产阶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歌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于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256页。）毫无疑义，中国的“万里长城”无论多么坚固，都不可能抵挡得住资产阶级商品低廉价格的重炮。在世界其它地方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后，尚有一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地方居然独立于市场体系之外，这对因不断扩大产品销路而“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的资产阶级实在是太有诱惑了。不谋而合，西方资产阶级虎视眈眈的目光一致地盯上了中国。挟“商品低廉价格的重炮”和货真价实的坚船利炮，以大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双重大炮猛轰中国关闭的国门。中国绝对无法抵挡。战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不得不被迫打开已关闭多年的国门。 打开中国国门后，西方资产阶级战后开辟中国市场的努力遇到了中国朝野官绅民极为强劲的抵抗。可以说，鸦片战后，中国人中能够意识到鸦片战败，中国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前年未遇之强敌”，中国除了以开放的姿态改变自己，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免被时代大潮淘汰的有识之士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朝朝野野，上上下下，官绅百姓，相当一致的共识倒是：尽快把洋鬼子赶出去，然后重新关上被强撞开的国门，继续我们以中华为中心的“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令行禁止，四夷来王”的天朝上国之美梦。广州绅民的反进城斗争，正是此种思想指导下的一个典型案例。《南京条约》规定：“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广州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页。）条约规定广州城于1843年7月27日开市，外国人可以入城贸易。但令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自以为有国际双边条约为凭的行为竟然会在广州一挫再挫，广州开市竟至延缓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在广州扶植柏贵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之时。 请看英国人在广州开市贸易问题上的失败记录。 1843年7月27日，是《南京条约》规定的开市时间，英国人按约而来，要求入城贸易和在广州城河南地方“搭盖楼房，建造署衙。”（注：中国历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两广总督耆英准备按条约规定同意英人之请。不曾想，遭到以何有书（广州升平公所主持人）为首的地方绅士阻挠。耆英于是答复英国人曰：他本人是同意让英国人进城的，但现有80多个绅士联名致函他表示反对，虽然他已当面告诫他们，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但是经过连日的考察，觉得民情的疑虑确实还没有清除，所以必须再等待一段时间，让他和其他官员设法使人安定下来（注：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经耆英之解释，英国人同意暂缓进城。 1845年底，第二任港督德庇时又向粤督耆英提出入城要求，并“以缓交舟山要求挟制”（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080页。）。耆英派广州知府刘浔出城到英船上密商进城日期，事情被广州社学侦知。刘浔回来后，社学壮勇一千余人围冲知府衙门，并火烧该衙门。耆英为平息事态，撤掉刘浔知府职务，并再次向英人表示“舆情不洽”而拒绝了英国人第二次入城之请。德庇时只好再次退却，“将舟山如约退还”，表示“进城一节只可暂缓，不宜竟废”（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0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