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8;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12-0027-08 是资产阶级吗？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他率先举起革命大旗，向清王朝的专制皇权挑战。然而，从1894年到1900年，他的支持者少之又少，他的起义只是昙花一现，甚至未发即败。他自己也处处受人谩骂、嘲笑。用孙中山自己后来的回忆，是“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1](p235)。他是孤独的先行者！然而在进入20世纪以后，他的境遇却大为改观，他的革命事业如一日千里般发展，终于在1912年使清王朝退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就革命的主动力量来说，是因为革命的领导者、参加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处在社会边缘的与中国社会联系较少的先行者变为与社会联系较广的新的追求民族主义目标的知识分子。 按照中国大陆史学界传统的主流说法，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或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标准的定性描述他们的概念（注：1981年在武昌召开的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便是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为主题，即间接强调孙中山及革命党的资产阶级属性。）。 笔者80年代初开始步入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领域时，对此曾深信不疑，甚至试图找出这种说法的更多证据。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笔者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艰难的、逐渐的。事实上，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表，换句话说，资产阶级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注：80年代以来已有一些学者对资产阶级的结构和政治态度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如1983年上海“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上，耿云志先生对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说法提出质疑；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郭世佑：《辛亥革命阶级基础的再认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另如应用较广的大学教材《中国近代史》（李侃等著，中华书局1994年第四版）在谈到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时说：“革命派和改良派代表着同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这个阶级在政治上的两翼：左翼……右翼……”（第354页）不分上层和中下层，这与郭说基本相同。但该书谈到同盟会成立时仍说：“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第346页）大多学者仍然坚持孙中山与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表。）。 如果说孙中山与他领导的革命党是民族资产阶级或其中下层的代表，那么必须在孙中山组织兴中会的时候（也正是维新运动发轫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一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如此成熟，不仅已经分化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甚至在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分化出上层和中下层。而这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甲午战争之时，中国还只有少得可怜的现代经济！它不可能支撑起以这种经济为背景和活动舞台的新阶级（注：参见林增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更何况，孙中山和他的兴中会同志们与中国现代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地区的资本家几乎处于隔绝状态。 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如何呢？笔者仍然认为，20世纪初，孙中山及其为领袖的同盟会，仍然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诚然，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时候，上海、武汉、天津、广州、无锡等城市，确实有了一些近代企业和企业家，如果算到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他们的数量就更可观一些。然而第一，这些资本家们决非革命的主动者和领导者，这只要列举一下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和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革命党人物就可以清楚；第二，如果说，那些革命者本身虽不是资本家，但他们是资本家们的代表，这种说法放到上述少数现代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尚有探讨的余地，但是在广大的内地，在那些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现代资本家的地方，如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陕西、山西、江西等地，革命党人也相当活跃，上述说法就很难自圆其说。像湖南这样的著名革命领导者很多的地方，现代企业也很少。当时中国的领土有一千多万平方千米，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没有资本家的地方，革命者代表谁？况且，如果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只是代表那人数少得可怜的资本家们的利益、要求，而无关全中国人的利益，那么不但这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其正义性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凡正义性的事业，可以不为大多数人理解，但必须是对多数人有好处。第三，我们再比较一组经济数据。晚清时代的经济统计极不完备，国内生产总值、工矿业及近代交通金融业这些现代经济部分的总产值几乎都无从谈起，但从我们可以见到的若干数字也能看出一些问题。1895年到1911年，整整16年中，国人创办的资本超过万元的近代民用企业只有490家，总投资额11131万元。而1910年一年的进出口总额，即达84400万海关两（进口46300万两，出口38100万两）[2](p184-218)。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近代企业还包括了官方拥有和官方控制的企业在内，如果只算私营企业，就更少了。1901年《辛丑条约》签字，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各国的赔款总数为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个数字也远远高于16年的总投资额。我们再比较一下财政收支。宣统二年，清政府试办财政预算，经过资政院修正公布的宣统三年预算岁入为30191万余两，岁出为29844万两[3](p565)。16年的总投资额尚远不及一年的财政收入，远不及一年的出口。当时的预算与实际财政运行状况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大体可以说明问题。这些数据说明现代经济只占全国经济的很小部分。将少量的私人拥有的现代经济放到传统的经济体系中，那就只是汪洋中的一艘船。要这一艘船的拥有者和操纵者来搅动整个海洋（领导辛亥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最多是在海洋中航行和趋利避害（见风使舵）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