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6-0665-08 “五四运动”前后，盛行于西方的合作思想随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其中，华洋义赈会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从点到面，由小到大，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信用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活动，推动并组织了成千上万个农村合作社，为打破中国农村传统的宗法制度，建立新型的农民组织，促进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转型与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鉴于国内学术界对华洋义赈会与合作事业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注：关于华洋义赈会的研究，国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两本：一本是美国学者Andrew James Nathan（黎安友）著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一本是日本学者川井悟著的《华洋义赈会与中国农村》（京都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之一，1983年出版）。除此之外，国内学者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如郭铁民等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张士杰著：《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载《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任荣著：《民国时期合作运动发展述略》，载《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等。），本文仅就华洋义赈会与民国时期合作事业做一简略论述，期以为民国时期合作经济研究及近代化研究之拓展与深入有所助益。 一 华洋义赈会的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CIFRC)。该会之所以成立于1921年，直接原因是发生在1920年的北方五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大旱灾。 民国时期，中国灾荒之多，灾情之重，灾区之广，灾民之众，为历史所罕见。1920年夏，北方五省发生严重旱灾。旱情涉及这五个省的317个县，受害灾民约2000万人，其中“死亡50万人”[1]（第136页）。北方五省发生大旱灾之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连年的军阀混战，造成军费支出浩繁，而财政收入的主要税源，或被地方军阀截留，或作为抵偿外债或赔款，政府收入所剩无几，赤字连年上升，财政极度枯竭。北洋政府只好在这一时期的关税上附加5%，筹集了400万元作为北方五省灾区的赈款。除此之外，“各省华洋赈团自募676万元，美国私人助赈655万元，共计1371万元”[2]（第158页）。这笔钱筹集起来后，主要由各救济团体到东北三省或河北的张家口等地购买高粱等粮食，发给灾区的难民们。 翌年秋收后，北方五省旱灾赈济工作相继结束。由于这一年北方五省收成较好，致使还有二三百万赈款没有放完。为了总结赈灾经验，各省赈济组织推选代表于当年底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省代表在总结当年赈济工作的基础上，共同认识到为了防患于未然，有必要建立一个常设的救灾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新组建的全国性的救济团体成立大会于1921年11月16日在上海举行。新组建的团体定名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其性质为全国性的民间社会团体。创办时该会的名誉会长是王正廷，会长为留美归国的梁如浩。华洋义赈会下设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一部分是各省分会推荐的代表，一部分是来自美、英、法、日、加等国的传教士、青年会干事及教授、商人等。1922年春，华洋义赈会将总会的办公地点定在北平东城菜厂胡同6号。该会在上海、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湖南、湖北、陕西、北平、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省市设有分会，分会有相对独立的财权和用人权。 华洋义赈会通过救灾赈济的实践逐步认识到，救灾不如防灾，防灾要靠民众。只有防患于未然，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1922年4月，华洋义赈会邀请一些专家讨论防灾和改良农民生计的办法，其中一些人提出，应从在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社入手。于是，华洋义赈会决定在贫穷落后、易于受灾的农村地区推动信用合作运动。 何谓信用合作？凡放款于社员以供生产及耕种正当事业之用，并办理储金业务的均属信用合作。在当时，信用合作社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社员提供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一方面为社员储蓄提供便利。为此，华洋义赈会于1923年8月专门成立了合作委办会，负责推动合作事业。 华洋义赈会决定在中国农村推行信用合作运动后，首先拨出专款，委派燕京大学的泰勒教授为领队，在国内9所大学选拔61名学生，分赴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对240个村庄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华洋义赈会订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拨出22000元专款，“指明以2万元为扩充对合作社借款之用”[3]（第5-6页）。此举标志着华洋义赈会倡导的农村合作事业已走过理论宣传阶段，开始付诸实施。 为了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动合作事业，华洋义赈会选择河北省为试点。关于选择河北省的理由，长期担任该会总干事的章元善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明了理由：“为管理上便利起见，选定与总会事务所接近的河北省作为实验区域，以便这种运动逐渐的进行。”选择河北省为试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初创阶段的农村合作事业来说，民风淳朴、经济落后的乡村容易接受，民性狡诈、经济相对发达的乡村不易接受；穷乡僻壤易于接受，通都大邑不易接受。而在当时的河北，农村破产，农业衰落，农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比较普遍。根据“1922年，在冀、苏、浙、皖等地的调查显示：以年收入150元以下为贫困线，‘贫人’所占比例达74.8%，而冀省（指河北——作者注）‘贫人’的比例甚至高达82%以上”[4]（第183页）。于是，华洋义赈会决定把推广合作事业的试点定在河北，意在使“西方传来的合作，先在河北中国化，然后再向各省去传播，并供各省的采用与参考”[5]（第6期）。这一点在国民政府地政署人员1939年1月14日的一份报告中可以得到印证。该报告称：“民国十六年以前，我国合作运动，限于河北一隅。”[6]（第361页）由此可见，河北是中国农村合作事业的发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