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上海创办的学校述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德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日本自明治维新确立了资本主义之后,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不断对中国以及朝鲜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一些民间人士打着“保全中国”的旗号配合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从1884年7月在上海开办东洋学馆开始,日本在中国开办了各种学校,尤其是在上海开办的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中国通”,通过大旅行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立体式调查,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充当随军翻译、间谍,在中国的要塞搜集情报,成为日本侵华的帮凶。学校的兴衰也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本文主要探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上海创办学校的过程。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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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3)06-0061-08

      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被英国打败后,就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徘徊不前,国力日渐羸弱,貌似强大的清王朝实际上处于风雨飘摇、不堪一击的险境,不仅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而且连一向为中国所藐视的日本也开始觊觎中国。1868年,日本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国力逐渐充实,由此奠定了日本异日海外雄飞的基础。刚刚摆脱困境的日本,野心便迅速膨胀起来。制定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这就是“大陆政策”。具体内容为,即把对外扩张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至世界。(注:转引自商鸣臣:《甲午战争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

      有学者指出:“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日本人)对英国日趋关心。因为英国击败了自古以来被日本奉为楷模的中国”。(注:山室信一:《法制官僚的时代》,木铎社,第180页。)日本在与西方的接触和交往中,也逐渐认识和了解西方文明,更深刻体会到科学技术和现代机器的巨大现实威力。因此,在日本兴起了一股“脱亚入欧”的思潮,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与“脱亚入欧”说法不同,但目的相同的舆论是“兴亚论”,较早的代表人物是被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皇道派”尊为先觉的佐藤信渊。佐藤于1849年撰写了《存华挫狄论》,力主“存中华,挫夷狄”。该书卷末说,中国失败于鸦片战争,但愿“满清君臣卧薪尝胆,济贫恤亡,上下同劳苦,练兵数年,以起复仇之义兵,挞伐英夷,全力逐之;俾使东洋无其遗类,庶能永为本邦之西部屏障。此即著《存华挫狄论》之主旨也。”(注: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启乾译:《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64页。)很显然“存中华”的最终目的是寄希望清国振兴,成为日本的“西部屏障”。他的后继者们如岸田吟香、荒尾精、根津一、近卫笃麿等人为代表的“兴亚论”者,不仅继承了他的衣钵,而且在实践着他的理论,他们打着保全中国的旗号,配合日本的武装侵略进行文化侵略,手段之一就是办学校。甲午战争前,尤其是中法战争前,日本尚处于“脱亚入欧”的热潮中,对日本的团体在中国办学校不仅不支持,相反极力反对。由于学校培养的人才在随后的日本侵华中,作用越来越明显,日本政府的态度也逐渐由反对到支持,进而直接资助。使这些学校的规模、招生人数、影响越来越大,为世人瞩目。可以说,日本在中国的教育是随着中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一、甲午战争前的学校

      1、东洋学馆。1884年8月7日,由日本自由民权家中江兆民、末广重恭、植木枝盛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东洋学馆正式开学,这是日本在上海,也是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教育事业,而且是不同于西方教会学校的、在中国培养日本人的学校。该校创办的公开宗旨是培养通晓清国的政治、人情、风俗、语言等人才。东洋学馆创办的实际目的,从《东亚先觉志士传记》的记载可见一斑,明治17年1月(1884年1月),在长崎福冈玄洋社的平冈浩太郎和日下部正一的会谈,道出了在中国创办学校的目的。“上海是东洋第一的贸易港,在此地创办支那语学校,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另外,如果打开支那革命党员交际之道,一定要设立学校。”(注:汪辉:《上海——日本的教育事业的开始》,广岛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第一部(教育学)第48号,1999年。)东洋学馆创办后,在学科设置上根据《东洋学馆课程概略》,分为政治经济学、法律学、商法学、理学、哲学五科。其中理学和哲学两科暂时没有教授。各学科的学制为4年。同时为了教授汉语和英语,设立了两年预科。东洋学馆的设想很好,但实际上课程的全部构成仅是中国语和中国文学等与中国有关联的内容。其教学大纲也是模仿当时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课程内容。东洋学馆由于不具备专门的教师,课程实际上并未实行。因此,开办之初即遭到了上至日本政府,下至当时上海的日本人社会的批评(注:汪辉:《上海——日本的教育事业的开始》,广岛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第一部(教育学)第48号,1999年。)。鉴于此,东洋学馆不得不制订新的方针,对学校进行改造,同年10月,《朝野新闻》总编末广重恭被推举为馆长,并且将校名改为“兴亚学馆”,11月下旬又改为“亚细亚学馆”。改建后的学馆只设汉语科和英语科,而汉语的教育内容基本上是四书五经,这与学馆最初设想的培养中日贸易人才的目标相距甚远。改建后的学馆虽然得到了上海领事馆的认可,但仍遭到日本政府的否定。1885年3月19日,文部省在回答去年12月末广等人提出的“亚细亚学馆设立申请”时,认为亚细亚学馆的设立者山本忠礼、馆长末广重恭以前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受到过监禁的处分,学馆与明治14、16年的“学校教员品行检定规则”相抵触,拒绝了末广的申请(注:汪辉:《上海——日本的教育事业的开始》,广岛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第一部(教育学)第48号,1999年。)。1885年4月9日陆军大臣大山严给学馆的答复同文部省一样,坚决反对学馆的设立(注:汪辉:《上海——日本的教育事业的开始》,广岛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第一部(教育学)第48号,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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