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阶层划分的研究成果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及收入分配的情况，学界已有若干研究成果。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根据1926年一项关于北平住户的调查，将非农业人口分成上户、中户、下户三类，并以北平各类户数所占百分比去推算全国各地的情况（注：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1933》（上），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61-162页。）。虞和平在他的著作《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分析1936年中国国民所得时，就是以巫宝三的上中下户分类标准作为依据的（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405页。）。 忻平在他的《从上海发现历史》一书中将上海社会阶层分为上、中、下三层，主要以身份或职业来划分，而不是以家庭收支数字来划分。根据他的分类，社会上层由官僚、绅士、资产阶级所构成；社会中层由职员、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等所构成；社会下层则由工人、苦力所构成（注：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65页。）。 罗苏文等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类别”说，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原有的士农工商四大系被中产阶级、产业工人（职工）、都市贫民三大类别所取代，三者的社会来源、生活程度、社会地位、流动范围不尽相同”。而他们所定义的“中产阶级”，“是个多层次、谋生手段多变、流动性大的松散群体。其范围大致包括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中高级专业人员”（注：罗苏文、宋钻友：《民国社会》，载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4页。）。作者在《民国社会》中对“三大类别”的分析十分精细，观点有创见，自成一说。 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是一项大型的统计，涉及面很广，在社会分层方面，其“上户、中户、下户”的分类方法似较简单，可能是受了当时统计手段的局限。以身份或职业来划分阶层又稍嫌静态。同为军阀官僚，是不是控制政局，是不是控制经济至关重要，当权力与资源控制和寻租利益相结合时，官僚阶层就居于其他一切社会阶层之上了。因此，社会阶层的排序也应该是动态的、变化的，而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三大类别”说中“中产阶级”的提出新意颇浓，但似乎意犹未尽。西欧史中中产阶级的出现是相对于特权等级而言的，特权等级不会自动消亡。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即使在上海，军阀和官僚仍然应在社会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他们当政当权、垄断经济的情况下。本文试图对如何动态地理解社会阶层的排序，特别是如何动态地理解“社会上层”的涵义提一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需要说明的是：阶层分析并不是与阶级分析相抵触的，只是侧重不同而已。本文侧重于讨论制度因素与阶层排序的关联性。 二、官僚阶层 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军阀官僚的批判性认识，多从政治着眼，一般都是说他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外国列强的利益，实行专制统治，剥削、压迫中国人民。那时盛行沿用已久的“官僚资本”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包容性极大，凡认为是反动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往这两个概念的“筐子”里装。 一本研究旧中国买办阶级的颇有代表性的著作认为：“外国侵略者从雇用买办从事侵略的活动中得到了好处，逐步形成为一种代理制度，这就是买办制度。以后，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人打交道都照例物色代理人，而那些为外国侵略者服务并甘心充当他们代理人的中国人，如为军阀向帝国主义借外债、买军火的经手人，在帝国主义同反动政府之间担任穿针引线、谈判卖国条约的政客，以及贩卖帝国主义腐朽和反动文化的掮客，都称之为买办。买办这个名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便被赋予广泛的意义，成为极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奴才和爪牙的通称了。”于是，“买办”的概念便由“职业买办”向“政治买办”、“文化买办”扩散（注：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它的内涵就变得不十分确定，而带有很强的主观判断色彩。一个生意人，到底是把他划为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买办资产阶级，往往要根据他的政治立场，而没有统一的经济依据（注：参阅丁日初、杜恂诚：《虞洽卿简论》，《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即使是政治立场，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与阶级的内涵不清相对应的，是“官僚资本”的内涵同样不清。官办企业属于官僚资本，那么官僚私人所办的企业算不算官僚资本？在阶级内涵政治化的情况下，很难为官僚资本的边界作一个清晰的界定。许涤新在一套书的第一卷总序言中认为，“官僚资本是个通俗名称，原义并不明确”，“它的实质，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这些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吴承明在这套书的第二卷中解释许涤新的上述意思时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个政治经济学范畴，不便用于经济史著作，写历史最好用历史上已有的或习用的称谓，因而我们仍用官僚资本这个通俗的名称。”（注：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总序言；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页。） 丁日初认为，“官僚资本”这个概念既然不明确，而且用它会产生某些问题，那么就应当改用国家资本或国家资本主义为妥”（注：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笔者也曾认为，由于“官僚资本”的“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而它的外延也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定了。这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造成了困难”，因此主张弃用“官僚资本”，改用较为科学的“国家资本”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注：拙著：《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