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后，列强在东北的争夺更加激烈。为挽救危局，清政府在外交上开始倾向于利用均势外交政策在列强争夺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核心表现是“厚集洋债，以均势力”，试图引进以美国为主的欧美资本，削弱日本和俄国在东北的地位，实现铁路投资的国际化。东北铁路外债在其间充分体现了超经济性质，担负了明确的外交功能。但是，最终的结果证明这种均势外交政策不可能使中国在列强争斗中获得一时的安宁，改变弱国的地位。本文拟从锦瑗铁路、诺克斯计划中外债交涉出发，剖析清季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 一、锦瑷铁路借款与均势外交的实践 日俄战后，日本和俄国分据南北，不仅在中国东北设立了专门的殖民机构，而且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清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这使清政府强烈感到日俄尤其是日本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早在1905年9月清政府即提出在东北增开商埠的问题，试图引进其他外国势力，保持该地区各国势力的平衡[1](pp.5397～5398)。1907年8月17日，清廷召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入觐，商讨东北问题。徐世昌入京后向清廷密陈三省“切要办法四项”，强调：“三省路权，皆在日、俄掌握，交通不便，几同绝地。非另辟一路，断不能以资策应，故修新（新民）齐（齐齐哈尔）铁路，为补救全局之要著。”其办法是：“另借洋款，速修新齐铁路，由新民经洮南达齐齐哈尔，以通南北之气。此路若成，将来兴办各项实业及移民实边，方有办法。”对于向何国借款虽没有确定，但明确要排斥日俄，倾向欧美，“英、德、法、美诸邦，亦当开诚布公，与之联结，至欲联某国，必须派声望素著之大臣驻于彼邦，乃可与彼之政府直接接触，消息可以灵通。盖能联与国，斯东省可以保存，而中国全局庶可支持矣。”[2](pp.6～9)简言之，即是要在东北“平均各国之势力，广辟商场，实行开放”[3](p.1)。徐世昌计划分三段修建新齐铁路，其中新民府至法库门为一段，由法库门至洮南为一段，由洮南至齐齐哈尔为一段，并决定先修新法铁路。折上后，袁世凯极力主张支持徐世昌借外债之议，且“太后已有允意”。度支部尚书载泽虽同意借款，但要求东三省自借自还，“不得累及国家”[4]。 同年，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W.D.Straight)与唐绍仪商讨组建东三省银行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一个任务是稳定东北金融，另一个任务就是修筑新民屯至法库门铁路（将来再展至齐齐哈尔与瑷珲）。1907年9月，双方达成一份备忘录，美国出资2000万美元作银行资金，银行负责稳定东北金融和投资等等。但是，日本随即对美国的投资计划进行阻挠。它首先通过驻华公使阿部守太郎向清政府提出质询和抗议，其理由是该路与南满铁路平行并有损于南满铁路的利益。而这时，因为美国发生金融恐慌，司戴德与唐绍仪拟定的依靠“铁路大王”哈里曼借款的计划一时无从落实。后虽与英国保林公司签订了草合同，由该公司承修新法铁路，作为京奉铁路的支路，但因日本的极力阻挠，英国政府对此也不予支持，新法铁路暂时成为悬案。 1909年3月，塔夫特(W.H.Taft)就任美国总统。他上台后，倡导并着力推行所谓“金元外交”政策。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称，美国有保护远东利益的必要，“在远东国际争议中，由于门户开放以及其他牵涉而发生的各问题，美国有能力达到她的要求，保护她的尊严，维护她的利益”[5](p.52)。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又蠢蠢欲动，把目标盯在湖广铁路借款和东三省的铁路上。司戴德提出新的打入东北的计划，要求中国允许美国资本修筑锦瑷铁路（自锦州经齐齐哈尔，横穿中东路直到瑷珲）。不难看出，这一条在东北西部纵贯南北的大干路，实际上就是1907年法库门铁路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为了壮大声势，司戴德还拉上对东北早已垂涎三尺的英商宝林公司(Pauling and Co)。1909年10月2日，与新任东三省总督锡良签订了《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规定由宝林公司负责工程，美国负担资金；中、美、英三方联合组成铁路公司，在中国政府的节制下，总揽铁路的修建和铁路营运的一切事权[6](p.155)。同时东北地方路政局与宝林公司还订立了《锦瑷铁路包工草合同》，具体规定有关工程的事宜。但草合同中并未规定借款额，据清政府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三部的会奏说：“商议借款约三四百万镑。”[7](pp.42～44) 这个草约如此迅速达成，与清政府对日本势力扩张的焦虑有关。1909年9月4日，中日间签订了《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和《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8](pp.13～17)。对于悬而未决的新法铁路问题，日本强硬向中方提出，中国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中国不修新法铁路，而修法库门至铁岭铁路与南满铁路相通，二是中国修筑新法铁路，同时给予满铁公司以修筑南满铁路某站起，以法库门至郑家屯支路之权。经过半年多的交涉，清政府基本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清政府表示若要修筑新法铁路，应先与日本商议[9](p.274)。但是，清政府内心却力图通过其他途径消解日本对东北的威胁。在与日本签订上述两项条约前，清政府曾向东三省总督锡良发出一道密谕。在这道密谕中，将东三省的形势与解决的办法较为明确地提了出来：“东省介居两强，势成逼处，积薪厝火，隐患日滋。迭据臣工陈奏，莫如广辟商埠，俾外人麇集，隐杜垄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牵制之计。即著该督等斟酌事理，体察情形，按照以上所指各节，详审熟察，奏明办理。”[10](pp.33～34)锡良迅速订立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正是体现了清政府“厚集洋债，互均势力”的外交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