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与暴力手段（包括起义和暗杀）所紧密配合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进行革命舆论宣传活动。如果把辛亥革命运动比做一驾马车，那么，暴力斗争和舆论宣传便是缺一不可的两个轮子。就后者而言，其宣传的效果又是与策略手段的运用密切关联的。总的看来，当年辛亥革命党人舆论宣传的策略手段有着较高水平，试从下列几个方面简要论之。 一、亦口亦笔，双管齐下 舆论宣传的主要方式不外口头和文字两种。 口头宣传对于辛亥革命党人来说，是最为日常化的一种宣传方式，他们始终从不乏这方面的高手。像孙中山自年轻就有很好的口才，说话颇具鼓动性和吸引力。有知情者忆述，说他逢事“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1](p.42)。据孙中山自述，早在香港学医期间，他便与同道“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2](p.229)。及至他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之后，随时随地的口头宣传工作更是做得有声有色。当年在日本横滨，在华侨冯氏家一次进午膳，后来成为有名革命党人的冯自由，当时才14岁。饭间，孙中山问知冯好读小说《三国演义》，且最喜欢孔明这个人物，便借题发挥：“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已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进而劝乃父：“令郎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令其入会？”父亲便令冯自由“填写誓约”，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横滨兴中会[3](pp.679～680)。似乎在不经意的言谈之中，既发展了一个革命同党，又借古喻今贬斥了清政府、张扬了革命。 聚众演说，更是辛亥革命党人进行口头宣传所特别重视利用并得以大显身手的方式。在这方面，孙中山自然也是一个突出典型，只要检阅一下收录在《孙中山全集》中相关时段的一些演说词，就不难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其党人中还有诸多堪称革命演说家的人物。像女杰秋瑾，“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4](p.184)。 以撰写《革命军》而声名大震的邹容，也具有这样的演讲感染力，有谓“凡遇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5](p.247)。与邹容结为忘年交的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也是演讲高手。“苏报案”出狱后到日本，他利用革命党人和留学生集会欢迎的场合，作慷慨激昂的长篇反清革命演说，令听者荡气回肠，为之感奋，当时天正下雨，听讲者数千人竟“咸植立雨中，无情容”[6](p.119)。 文字宣传较之口头宣传更有着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它所承载的宣传内容比之口头宣传，又具有固定化、可视性和可保留性的优点，尤其报刊这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形式，更为辛亥革命党人所重视。早在1899年，陈少白就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起《中国日报》，该报“宣传排满，做革命党喉舌”，即使其副刊（当时叫“谐部”）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题目，内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满思想在内，给一般读者所爱读”[3](p.622)。这份报纸的创办，是“革命党的有宣传定期刊物”的“起点”[3](p.635)。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内地到港、澳乃至海外（尤其集中在日本），简直是铺天盖地。仅据曾亲与其事的冯自由在《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列举，清末时各种形式的革命报刊即有110多种[7](pp.136～147)。当然，这些报刊演变的情况也比较复杂，甚至有的后来转向反对革命。坚持革命宣传的报刊，则受到清朝和有关外国势力千方百计地封杀和破坏，有些很快便夭折了。故冯自由氏后来忆及于此，亦颇感慨于“当日党人出版书报之艰难，及所遭遇清廷与保皇会压抑倾陷之剧烈”[7](p.156)。 越是在这种险恶和困难的环境中，斗争的策略性因素就越显重要。而在清方尚鞭长可及的内地经营革命报刊，尤其需要注重策略性。据知情者忆述，“清末革命党人在上海之言论机关”，自《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报》等相继被封禁后，“为之缄口结舌者将及二年”，到1907年春又有《神州日报》创办继之。正是鉴于“自苏报案以后，清吏对富有革命色彩之书报，文网周密”的情形，“不得不用旁敲侧击之文字，以作迂回之宣传也”。像其“第一日之发刊词署名三函”，即“意内言外，隐含民族主义之情绪，与昔年《苏报》及《国民日日报》大刀阔斧之论调，殊有不同”[8](pp.242～243)。但这显然不是放弃革命宣传原则的表现，而是为争取生存空间在语言及体裁形式运用上采取的一种“迂回”和含蓄的策略手段，这在特定条件下实有必要，并且也确能让有心的读者能够体味其隐意真旨之所在。即使其“附刊之说部小品文字，以芳馨悱恻之词，写小雅诗人之旨，亦足以使读者之种族观念，油然而生”。况且，在可能的条件下，该报也尽量展露革命批判的锋芒，有谓其“所下时政批评，针针见血”，[8](p.243)。正因为其所具有的革命蕴涵和鲜明特色，赢得了对清朝统治不满的广大社会公众的欢迎，故出现了“销路日增，骎骎驾旧时各报而上之”[8](p.244)的情势。清末在上海还有宣传革命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相继替接演变的典型情事（其在人事上与《神州日报》有直接关系），前两者皆在创办不久便为清方勾结外国势力借故封禁，《民立报》在宗旨不变的情况下又能接踵而起，并坚持到清朝灭亡以后，这固然显示了辛亥革命党人的不屈斗争精神，也说明清方的实际控制能力愈来愈趋弱化，而斗争策略性因素无疑也起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