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26;G129;K2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1-0182-11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激烈的动荡和变革，思想文化从相对的封闭状态向开放与改革的方向变迁，从而出现了新的格局和特点。其中，西方文化的传入及其引起的中西碰撞、冲突与交流，不仅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事实，也是我们了解和反思历史变迁的交叉口与基本点。这也许仅仅用“由冲突到创新”这一命题所无法完全概括的；但是，作为一条历史线索和思想文化纷争的焦点，这种梳理与探索无疑会对我们认识过去和开创未来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及视野。尤其是当我们把目光首先集中在最能体现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一些标志性纷争、理念、事实、事件和人物上面的时候，历史会为我们提供认识未来的理性的光亮和路标。 一、中西文化冲突与“现代中国”的发生 也许没有人否认，20世纪的中国是“现代中国”，这是一个与传统中国不同的概念。这不仅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的一种确定无疑的存在理念和自我意识；同时，也构成了指认、理解与阐述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理论观念的背景及视野，就像一场历史戏剧一样，演出已经到了“这一场”，开始出现了新的背景，有新的角色登场，还唱出了新的唱腔和唱词。 但是，这一新概念与存在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它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有什么联系？这无疑是探索“现代中国”问题的基本课题。因为这个新概念不是、也不可能单独出现，它和一种新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条件连在一起，尤其是与西方文化流入中国有直接、密切的关联，并且是在这种新的语境中得到滋养、获得成长和成熟的生机的。而我们如果期望在历史、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上理解、认同和把握它，就必须在一系列新的文化关系中了解、理清和描述它的来源、基因与流变。 20世纪的“现代中国”是19世纪、乃至整个传统中国的“儿子”。从文化角度来说，这个新生儿颇有些反叛的气息；而传统的“父亲”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这也为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提供了一个契机，把思想变迁推到了一个思想解放、方法变革和价值转换的文化语境之中，进入了一个不断反思、自省和创新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从原来历史时间的思维隧道中走了出来，走向了一个广阔的横向文化连接和交流的时代。 19世纪以来，中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使中西文化关系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命题。这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就中西关系而言，它触及了中国人很深亦很敏感的文化心理，触动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世界观念以及新的变化。二是就中国文化的命运和价值而言，凸现了中国如何走向世界、同时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显然，作为相互冲突又无法避免交会的两种文化，中西方各拥有自己特殊的传统。它们既有相互矛盾的方面，又有相互一致的地方；既有相互联系和兼容的一面，又有差异和对抗的一面；既蕴涵着历史意识的沉淀，又熔铸着现实生活的冲突。 于是，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现代中国”首先必须确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原本就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并不存在“走向”或游离于世界之外的问题；但是，在19世纪的中国，却成为了一种“悬疑”。就拿“世界”这个概念来说，中国人对它并不陌生，但是由于漫长的与外界隔绝，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仍以“统驭万国”的“天朝上国”[1](P1-3)自居，自认为是世界中心，固守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加上封建王朝极力维持一种“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2](P1-8)，人们思想上存在一种奇怪的观念，即认为中国就是整个世界文明。而当国门一旦打开，一个远非过去想像的“世界”仿佛“天外来客”突然闯入，并且故意和“天朝”作对，必然会引起困惑和失落感。 因此，当西方文化通过舰船枪炮进入中国，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震撼和侮辱，更带来了民族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这不仅使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弱势，更感受到了自己文化家园与学术理性面临的挑战，不能不开始自省和反思。正如朱维铮在《万国公报文选·导言》中所说，自鸦片战争起，清帝国被迫与域外侵略者打仗，总是不战也罢，战则必败，败必丧权，已成惯例。为此，每次战败，总在朝野人士中激起反省，引发某种自改革的吁求，甚至在鸦片战争前，自改革吁求中便蕴涵着对于中世纪式帝国体制合理与否的疑问。但这只是历史思潮的一面，另一面也不可忽视，就是18世纪以来清帝国的文化政策所扶掖的天朝至上论，由天朝迭败于西夷所引出的屈辱感，已硬化成一种畸形的文化保守主义。并凝成憎恶西方一切事物的排外情绪[3](P22)。 这种“天朝至上论”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挡人们对于文化中国的反思，但是，中西文化这种从敌视、冲突到交流、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过程，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1876年，作为清政府驻使欧洲第一人的郭嵩焘，因为在自己的日记中如实记录了西方的一些实际情况，说明西方已先进于中国，就曾在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梁启超曾如此谈到这件事：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面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呦，那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清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全事[1](P182-183)。 郭嵩焘的见解之所以引起公愤，究其原因，无疑和当时有些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心态有关。第一，不愿承认一个比中国更先进的世界存在，因为这就意味着所谓“天朝上国”神话的破灭。第二，不愿放弃旧体制旧观念，对外界有敌对情绪。第三，无法理解有这样一个新世界存在的可能性；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太陌生，太难以把握，而且太具有威胁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