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6-0158-08 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本文力图客观地介绍义和团研究50年的发展进程，对反映和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学术成就进行分析评述，以期对新世纪的义和团研究不断深化提供某些借鉴。 一 建国之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论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种背景下义和团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于论证该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质。1951年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了翦伯赞主编的大型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其序言中称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序言）此后，其他一些研究者也以不同的表述进行了相同的论证。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时期里，不断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2]义和团运动被明确定性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同一年，胡绳在论述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文章中，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分期标志，首次提出了在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把义和团运动视为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3]在当时的政治一学术氛围中，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革命性成为不容质疑的定论。 总的来看，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从论述义和团在各地进行的反抗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以及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这样几个方面来论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正义性。以往对义和团污蔑、谩骂式的历史叙述得到清理，义和团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学科领域，各地义和团的斗争情况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整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也有了比较清晰的勾画。但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某些成果与其说是学术论文，毋宁说是政论文章，反帝的义愤和革命的激情超越了理性的分析和历史的求证。在其余一些相对说来较具学术性的论著中，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学术政治化的现象也十分明显，这种倾向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的地步，义和团的确被神话化，被赋予了太多的现实政治动员的内容，被利用为现实斗争的工具。在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中，对义和团的赞颂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学术界此前曾经指出的义和团笼统排外等落后的内容也被作为反帝爱国的英勇斗争而加以歌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史学界对被扭曲的历史和历史研究开始了认真的反思。1979年到1980年，李时岳和陈旭麓等人对中国近代史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重要观点，与同时发表的专题文章一起，揭开了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李侃提出，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纲领，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冲击，运动本身也不肩负反封建制度的历史使命。[4]左步青、章鸣九认为，义和团运动不能称为农民革命。[5]李时岳在稍后几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则把义和团运动分成反洋教斗争和反侵略战争两大部分来分别分析，认为前者“从来就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而后者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民族战争”。（注：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李时岳把义和团运动划分为两个部分的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它的性质，对解释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颇具价值，但似乎一直未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王致中的文章则更具挑战性，他不仅否认义和团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而且认为：“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的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作者继而论述了宗教迷信、笼统排外等一系列封建蒙昧主义表现，并且把高潮阶段的义和团运动称之为“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6]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上述反思，实际上是社会变动在学术界的反映。在近代史方面，曾经被视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而占据着学术研究中心集团的农民阶级及其斗争，逐渐让位于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从这样的新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其结论与传统观点迥然有异。 这些观点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些观点，或者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特殊形式的农民战争，或者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既反帝又反封建，或者反对用封建蒙昧主义来概括义和团运动，反对义和团“奉旨造反”的提法。苑书义不同意把民族战争和农民革命对立起来，认为“主要依靠农民群众掀起的义和团反帝风暴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7]戚其章则认为农民阶级反封建就是反抗封建统治，而反对封建制度、改变生产方式、变革封建政权则是资产阶级的反封建，不能以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内容为标准来否定义和团农民运动反封建的性质。[8]孙祚民则引经据典，针对王致中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蒙昧主义等属于反抗的方式问题，过分强调这些落后的方面，认为这些表现“难以用群众运动的主流支流理论来解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义和团运动”。[9]总的来看，在当时这场争论中，建国之后形成的传统观点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