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之间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前人已从时代背景、社会舆情及改革内容方面给予关注。至于二者的人脉联系及其作用，则讨论不多。而对清末督抚与新政关系的研究，似有过于集中张之洞等人的偏向，对其他督抚的了解和认识相对不足。凡此种种，容易影响对清末改革的整体把握与认识。 陶模是新政初期一位十分重要的疆臣（注：陶模，字方之，浙江秀水人，同治七年进士，光绪十七年授新疆巡抚，光绪二十一年署陕甘总督，二十六年调补两广总督，二十八年九月病逝于穗。）。戊戌前，他在督抚中较早向朝廷奏请变法。庚子新政诏令发布后，众多地方大员还在犹疑彷徨，揣测并打探朝廷的真实意图，他敢为天下先，倡言变政，其态度和主张相当激进。其建言多以制度兴革为内容，强调学习和模仿西法，这在同时期的朝臣疆吏中实属罕见。对于科举改革，他大胆主张由变而废，很快使之超越了戊戌年的改革力度。尤为重要的是，陶模的变法主张及其新政实践，有各派革新人士参与意见，不但显示戊戌与新政的历史渊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表达了社会革新势力的要求，在戊戌到新政的过渡交替中，起到促进与衔接的重要作用。 关于陶模，学界迄今未以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大概与其任职西北时间较长，新政开始不久即病故，相关材料又较为零散不无关系。同时，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体的叙述方式，也容易忽略高潮之外的人物和史实。一些著述在涉及有关人事时，作为背景和配角有所提及（注：如傅吾康注意到陶模在改革科举及兴学过程中的作用(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System.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60,p.52)；陆康乐提到陶模建立广东大学堂以及派遣留学生赴日之事(Edward J.M.R Loa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51-52)；桑兵考订了陶模派遣胡汉民等广东留学生赴日的时间和细节，以及沈翔云与陶模父子、陶模与邱菽园的关系（《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第163、153页；《新加坡华侨与庚子勤王运动》，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路小可叙及陶模筹办广东大学堂过程中的矛盾曲折（《民国大老吴稚晖》，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36页）；张克宏则认为庚子后陶模对邱菽园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以迫其就范（《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3年）。），对于陶模，固然不足以展现其全貌，对于戊戌、新政之间过渡转折的复杂联系，尤其难以论述清楚。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新政期间陶模的言行及其与各方的交往联系为主线，解读资料，重建史实，力求加深对20世纪初年错综复杂政局之下新政展开史的认识。 一 1900年9月26日，陶模调任两广总督。其时正值清廷被迫复行新政的前夕。庚子事变后，清廷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对中央部院及各省督抚进行了大幅度人事调整（注：朱寿彭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第4538、4545、4553页。），陶模正是被更调的九位督抚中的一员。此前虽有枢府“欲以刘调直，陶调江，袁调粤”的传闻（注：《颜世清致汪康年书》，1900年6月7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09页。），最终结果却是任陕甘总督多年，因病向朝廷辞差未允的陶模，顶替了半月前刚被任命即卸职而进入军机处的鹿传霖（注：1900年9月12日鹿传霖以江苏巡抚授两广总督，13日鹿以“海疆紧要，力难胜任，恳另简贤员”为由力辞。25日，清廷宣布鹿入军机，26日即调陶模为两广总督。（见《清德宗实录》卷469，中华书局，1987年）），成为继李鸿章之后实际到任的两广总督。陶模宦海一生，主要任职于西北，与原职相较，两广总督本系肥缺，可是当时广东匪患猖獗，革命党的武装起义和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又高潮刚过，两广成了难治的马蜂窝，官场皆视接手两广为畏途，因此陶模对这次调补并不满意，声称“旧疾未痊，请收回恩命，拟北上面奏下情”。清廷则毫不让步，再颁谕旨：“两广地方紧要，毋庸固辞。着俟驻跸西安后，听候召见。”（注：《清德宗实录》卷471。） 陶模陛见并未能使清廷收回成命，在不得不走马上任的途中，他取道武汉，专程拜见了他的乡举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鄂逗留长达半月之久，直至广东巡抚德寿“以粤省防务紧要，敦请迅速前往履新”，才由张之洞“饬拨某兵船送之”。（注：《粤督过鄂》、《粤督行程》，《申报》1900年12月20日、1901年1月3日。）在鄂期间，陶模与张之洞分析了枢廷的动态，并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777页；《致鹿滋轩》，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34页。），为此后在一些新政事务上的沟通合作奠定了基础。 陶模抵达广东时，新政已经开始。此时全国的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甫经戊戌失败及庚子之乱，趋新不行，守旧亦不利，地方督抚对于朝廷是否诚心提倡新政心存疑虑，徘徊观望，私下互通信息，揣度和窥测朝廷的真实动向；二是社会舆论及趋新人士对新政的关注和期待甚为殷切。表面的沉寂之下，冷热反差相当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