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64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3)03-0001—05 清末民初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从社会学和群体论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过程中，起先导和主导作用的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国留学生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黑暗的局面，接连掀起了震撼世界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由此开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研究这一时期留学生的特点，对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一、留学生们具有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意识，集知识界群体智慧，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 热心政治，具有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发起并领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集知识界群体智慧，开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是清末民初留学生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留学生大都把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把推进和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和追求。”[1]他们的民族意识要强于国内其他任何阶层。这主要因为：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危机四伏，任人宰割，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驱使着留学生们希望从西方找到中国自强，摆脱民族危机的良方妙药。这仅从留日学生的留学动机即可知之。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人数之多，为以往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中日同处亚洲，又是邻国，近代日本原本与中国一样遭受西方列强欺凌，但它通过明治维新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逼迫下进行社会文化的变革，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从而成为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典范；另外，日本的历史语境与当时的中国也非常相似，且日本正在引进西方文化以创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远没有发现西方文明的弊端。于是，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试图从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秘方”，将日本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转站，纷纷留学日本。周作人说：“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2]正是出于这种动机，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了近百种刊物，如《民报》、《译书汇编》、《清议报》、《新小说》等，并大量翻译西书，极力推动西方先进文化向祖国的传播，以促进“中国之醒悟”。因此，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先是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又发起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如陈独秀等。二，近代中国的弱势地位使他们在发达的留学国受到歧视，甚至欺凌等不公正待遇，从而更加关注祖国的未来，再加上他们远离祖国和家乡，本来就人之常情地思念祖国和亲人，由此而产生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所采取的救国方式尽管不同，如留日学生多侧重于政治斗争，留美学生主要从事“科学救国”，而留欧学生多以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目标[3]；但留学生们大都自认为是国家形象的代表，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人和国格，因而都怀有一种不能给中国人脸上抹黑的自觉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行为十分检点及团体意识较强等方面。例如：在留学生创办的报刊中，常刊登有老留学生告诫新留学生应如何言行谨慎、注意生活细节的文章[4]。他们不能容忍身边的洋人有辱祖国尊严的行为，每当发现外国电影中播放丑化中国人的画面时，便义愤填膺，立即采取行动，或用各种方式劝阻电影院老板停放，或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4]。他们特别注意组织团体，以群体的力量相互帮助、相互促进和进行斗争。他们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团体组织，如留日学生中的每省同乡会、每校同学会等。留日学生多，成立的团体也多；留美生和留欧生虽少，但社团组织亦有20多个。他们归国后，仍注意联合力量，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在他们的发动下，1905年成立了环球中国学生会，1906年成立了“各省旅沪学生总会”，联合全国22省的旅沪学生，推进社会政治文化变革。1913年，詹天佑发起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出版《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号召归国留学生应为国效力，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正是在上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团体意识的驱动下，留学生们凝聚知识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 留学生们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出路首先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于文化的转换，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即实现国民思想的解放。陈独秀宣称：“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5]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深层认识。文化创新是社会现代化中最重要最深刻的革命。古代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下，经过儒家精心论证和灌输而确定下来的封建思想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整套思想文化统治网络，成为中国社会内部整个旧秩序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的思想难以获得解放，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负担，是近代中国社会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社会要进步，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人民要解放，必须不断用先进文化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在于维护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每次革命的结果之所以都摆脱不掉对专制的回归和对封建帝制的强化，就是因为传统伦理文化对人们头脑的禁锢。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建立真共和，1915年9月，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留学生们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发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向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开战。 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留学生。首先从运动的发起人来看。新文化运动由陈独秀发起已众所周知。陈独秀曾于1900年和1907年两次留学日本，1915年回国，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迁往北京大学前的主要撰稿人都是留学生。据周棉先生考证[6]，该刊第一卷撰稿人高一涵、刘文典、谢无量等人，都是留日归国生，且都参加过辛亥革命；第二卷新增撰稿人除刘半农是五四时期留欧学生外，其他都是五四前的出国留学生：李大钊于1913年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1918年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胡适于1910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系主任；杨昌济1906年留日，1907年留英，1914年回国；马君武1901年留日，1907年留德，1911年回国；苏曼殊生于日本，1912年回国；吴虞1905年留日，1907年回国；光升1905年留日，1910年回国；吴稚晖1901年留日，1913年留欧，1916年回国。其次，从领导力量来看。《新青年》北迁后，新文化运动形成以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为核心，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时新增加的撰稿人皆为留学生，其中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后又留学法国；北大教授钱玄同、周作人、刘师培、鲁迅（兼职）、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欧阳予倩、朱希祖、任鸿隽、陈启修、杜国庠都曾留学日本，李石曾曾留学法国，章士钊曾留学英国，王光祈曾留学德国，陈衡哲留学美国。《新青年》原由陈独秀一人主编，从第六卷起改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钊六人轮流主编，鲁迅也成为编委，表明以留学生出身的北大教授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集体业已形成。《新青年》从1920年9月开始发生质的飞跃，即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阵地，办刊地点又南迁到上海，但其主要撰稿人仍基本上是留日出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如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沈雁冰、沈泽民、陈望道、陈公博、杨明斋、成舍我、施存统、周佛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