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3)04-0006-05 当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踏上日本的国土，第一个感受便是陌生的语言，这里既有因陌生而产生的不适与距离，也有因新奇而产生的向往与追求。我以为，读解因日本语言体验而产生的声势浩大的中国词语运动，这是我们认识发自于留日学界的一系列思想文化变迁的基础，也是我们解释同时出现的文学变迁的基础。 在20世纪初留日中国学界的一系列引入注目的关键词中，“世界”与“文化”的意义首先值得注意。“世界”一词是由日本新词汇重新回传给中国知识界的。“世界”一词，当源自佛经，属于印度很早就传递给古中国文明的词语。《楞严经》云：“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也就是说，“世”为时间，“界”为空间，“世界”一词有点类似于《庄子·庚桑楚》、《尸子》卷下里的一个词语“宇宙”。在如《智度论》、《俱舍论》这样的经书里，“大千世界”也主要侧重于意指空间。但是，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参禅论道，“世界”一词并没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描述他们现实感受的普遍用语。早期的外国传教士在翻译World一词时，通常使用的是“四海”、“红尘”、“万国”、“全地”一类更符合中国人习惯的比喻性语言或“模糊”语言。用“世界”一词译读World究竟是始于日本还是外国传教士，这在学术界还有些不同的说法[1](P239)。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在近代的日本，“世界”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描述其地理空间感受的新词语，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的确是在谈及日本见闻时，将“世界”引入文中，例如王韬的《扶桑游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日书中译的高潮，其中，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占了相当的数量，据统计，在1898年至191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理学译著的原本也是来自日本”[3](P244)。随着中国留学生陆续译出的《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等著作的广泛传播，“世界”也才成为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词语。 世界，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空间概念。“世界”一词回传中国，成为近现代中国基本词语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认知现实的基本框架——地理空间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的过程。 中国知识界在近代的一切思想变迁都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的失败，而这带给中国知识分子最直接的冲击就表现在地理空间观念上。失败将一个残酷的事实呈现了出来，即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中国为中心，从南中国海上射来的西洋炮弹击碎了我们原有的浑然完满的地理空间观感，世界由此破裂开来。正如王富仁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地理大发现’，但这个‘地理大发现’却不同于西方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张骞通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三宝太监下西洋。这些发现都没有改变发现者本人的关于世界统一性的观念，都没有造成他们本人空间的分裂和破碎感。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地理大发现’，发现的却是一个无法统一起来的世界，一个造成了空间割裂感的事实。”[2]如果说，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们第一次为我们带来世界地理知识的时候，遭遇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抵触与抗拒[3](P4393)，那么，晚清中国人在枪林弹雨中所目睹的这一次的“地理分裂”的事实，却让所有的中国中心论者都哑然无语了。 从魏源旁征博引编撰《海国图志》，到梁启超及更年轻的中国学子奔走东瀛，苦读日文，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地理知识第一次从想象的构图，演变为切实的生存感受，从少数人经由特殊机缘而来的见识，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群体共识，这真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据统计，从1819到1897年，中国出版的西方地理学译著单行本共51种，年平均只有0.65种。但从1898至1911年，在这短短的13年间，同类译著就多达157种，年平均为12.1种。1898年前的著作多出之于传教士之手，1898年以后的大部分译著都来自日本，绝大多数又是由留日学生译出，其中一些译著还直接由留日机构印刷出版。以后，这些留日学生归国成立的出版机构，也不断出版据日文翻译的西方地理学著作[1](P140、164、168)。留日学生在中国地理学的近现代转换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因为他们有着比一般的国内知识分子更直接的空间生存体验。 留日中国知识分子在最直接的生存意义上感悟地理空间，这首先体现在他们心中升起的“乡土关怀”中。十分有趣，当这些负笈东渡的游子决意“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时候，他们迅疾产生的却是编织乡情的愿望，“同乡会”似乎就是彼此心灵慰藉的很好形式。“在这一阶段的留学团体中，各同乡会相继产生和发展，比较活跃的有云南、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山西、四川、广东等同乡会”[4](P158)。此外，尚有不少建立在乡土因缘上的社团组织，如广东独立协会，湖南的土曜会，两湖的铁路协会等等。正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样：“留学界势力方兴，多有地域之见，兴中会看来很像广东人的组织，外省人参加者不多。”“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5] 我们千万不能仅仅停留在人际关系的表层来读解这样现象。这些同乡会组织的建立，除了人与人之间本能的互助互慰外，其文化的意蕴实在值得我们玩味、咀嚼。因为，在“乡土中国”，虽然小农经济将人们牢牢地分割在各自的“乡土”里，但究其实质来说，血缘才是这一社会的稳定性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相反，“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6](P72-72)。也就是说，恰恰是在游学日本、挣脱血缘束缚的新生活里，当这些来自“乡土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需要以某种方式结成社会性的组合的时候，他们便选择了最简单的联结纽带——地缘。在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借助于地缘关系重返自己最原初的地理空间——乡土，并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卫护的本能，它更可能成为自我的试探性展开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