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5-0127-04 自1900年6月20日到8月14日，驻京清军和少部义和团时断时续地围攻外国使馆，列强震恐，“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1]。当事国人与外人亦多有记载，有关读物层现叠出，普特南·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本。普特南·威尔系英国人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的笔名。他1877年生于中国宁波，其父亲辛盛久任中国海关要职。辛普森少时曾赴瑞士留学，返华后继承父业，在海关做了录事司，专事文牍。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浯、德语和汉语，这给他审时度势、获取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使馆被围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据其亲历见闻，逐月或逐日记载了他眼中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行为，秉笔直书了他对当时若干时势的体认与思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据时有“中国通”之称的英国观察家莫里循宣称，仅他私人所藏，“记载此事者，即有43种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隐讳”；而普特南的这一本则不然，“此亲历目击之人本事直书，无所隐讳”，“虽尚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删减者”，但“均系真实之事，较之臆度及欺瞒者自有不同，后之作史者可以参考而改正其错误”。[2]本文试图通过该书，从普特南作为一个英国观察家的视角来简单认知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 义和团的骤然兴起有其深刻的时代根源，是一种重压下的反弹，时人多称其为“排外”。义和团的排外，体现在口号上即“灭洋”，体现在行动上，最初主要是反洋教。对于义和团的爆发，普特南做了较为坦率深刻的反省。义和团的排外对象，普特南大致概括了有“三毛”，即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并饶有兴趣地对此做了解释：“‘毛’乃禽兽之毛，予等野人未曾剃头，故以‘毛子’二字骂之；‘大’字也有用意，因除予等之外，尚有二、三等之人，亦为奉拳团者所同声咒恨，则加以‘二毛子’、‘三毛子’之号。‘二毛子’者，凡奉耶教之人皆是也；‘三毛子’者，凡直接、间接与洋人有关系者皆是也。茶馆中昌言，凡官员家中有少许西洋物什，即为三毛子。”但“昔日尚未有以用洋货之人及与洋人往来者置于排击之列者”。[3]可见义和团排外并非一开始就有扩大化的趋势，而是步步升级的。最初不过是“民教相仇”，地方官袒教抑民，人们有怨难伸，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这不难理解。正如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所说：“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愤。”[4]普特南首次提到义和团的口号是在5月28日，他看到义和团旗帜上书“‘扶清灭洋’四字，仿佛吾欧人之血所染也”[5]。作者何以自陈“欧人之血”，其间意味颇值玩味。最初的民教冲突，对洋人并无多大威胁，直到5月中旬，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针对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命，义和团的矛头还没有指向铁路和电报。[6]即使是天津失陷以后，义和团也还“野性难驯，日以仇教为名，四处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中心”[7]。清廷对义和团剿抚兼施，取悦于洋人和教民。然列强得寸进尺，“务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8]。正如列宁所说，正是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宗教的规划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才引起义和团和中国人的痛恨和反抗。[9]事实也是如此，由于外国侵略者（包括部分充当侵略工具和先锋的传教士和一些狗仗人势的教民）在中国的横行霸道，破坏了中国北方的社会生态，才有了义和团的狂飙激进，“京畿东南各属，一倡百和，从者如归。”[10]普特南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正义性和必然性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且给予了极高之评价。在义和团大举进入京城后，他写道：“予思及此乃克明尼（Commune，法国之社会政治党）与善史克那梯生（Sonsculottism，法国激烈革命党）混合为一也。”[11]这里的“克明尼”即今译之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换言之，在普特南看来，义和团运动简直就是1870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合体。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义和团运动的阶级属性与斗争水平确难与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然在普特南眼里，同是发生在19世纪后期重大事件之巴黎公社与义和团运动，两者似可等量齐观。他反省义和团兴起是因为“予等外人罗嗦繁琐，贪黄人之利益，颠倒东方生计之平衡，故致如此之狂剧也”[12]，坦率地承认了外人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是义和团兴起的肇因，相对于当时其他外人来说，已属难得。 可见义和团“排外”的对象并不盲目，相反是相当明确，即是把“洋鬼子”以及依仗“洋鬼子”欺压他们的教民们驱逐出他们的视野，即民间所谓“眼不见，心不烦”。说它“盲目排外”，是盲目在形式上和“装备”上。形式上有烧教堂、拆铁道、焚车站、杀教民等，装备则是“避枪炮之神术”，以血肉之躯抵枪炮子弹，无异于以卵击石。其实义和团的所谓神术，只不过是传统的气功术、巫术与武术的结合，其刀枪不入一类工夫虽然有其信实成分，但更多的则是恣意夸张与弄虚作假，[13]正如艾声所说是“小试则验，临战则否”[14]。形式上的盲目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阶级的局限性，而装备上的盲目则体现了他们文化知识水平的低下。这两种盲目是不可否认的，但义和团总体上看也绝非无事生非（当然从个体上看，其参与动机及其表现有很大差异性），其民族自卫性质亦无庸置疑。 普特南的这本书，“上卷述事前惊恐之情”，用了较多的篇幅来写义和团，“中卷述围中攻守之事”，只用了寥寥数笔简单勾勒了义和团之情形，“下卷述联军骚扰之状”，则略微提到了剿杀义和团之情状。尽管该书对义和团的直接介绍其实着力无多，但有几处却极为关键，似可为我们提供一种观察义和团如何失败的视角。以往说到义和团的失败，往往简单地归结为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此说尽管不无道理，而且在许多史料包括普特南的这本书中都能找到一些证据，但也略显笼统与武断。这个联合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经历了哪些步骤，是中外联合还是各有所为而仅是客观上不约而同，也还值得进一步探索。笔者无意也无力在一篇短文里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只是希望从普特南的观察里能够看出一些端倪，以俟更多的学者来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奉旨灭洋”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义和团利用和控制，并使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又成为义和团失败的起点。窃以为姑且不论义和团是否有奉旨灭洋阶段，但奉旨与否决不是义和团失败的真正根源。义和团兴起之初，就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失败的坟墓。其组织的分散与混乱，其思想的愚昧与迷信，其“装备”的落后与虚幻以及因其日益败坏的纪律而渐失人心，无不为其失败埋下了伏笔。这几个因素盘根错节，交相为用，是构成义和团特点密不可分的几个支点。普特南以其亲身的体验和观察，对其也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认识。 义和团兴起之初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队伍日趋庞大，直到1900年5月底，“新附者尤络绎不绝”。由于义和团没有严密的权力结构，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号令和领导，缺乏严格管理，加入义和团变得越来越容易，任何人只要愿意，挂起红带子便成了团民。[15]“头裹红巾之辈满目皆是，致红布之价格为之顿昂。”[16]义和团进京后，亦有不少居民加入，“今日之所谓拳民，已与平民无所区别，盖已群改其常度也。”[17]“上自王公卿相，下自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18]当义和团的行事成为一种时尚以后，其示范效应立竿见影，多有纨绔子弟或游手好闲之人参与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无明确的反帝意识与主张。若说大型群众运动难免有不纯分子加入，则义和团此种情形太过突出。故义和团表面虽盛极一时，其实不堪一击，一旦溃败，即如山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