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夏春涛(1963-),男,江苏扬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李秀成被俘后究竟是伪降还是变节?这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最大的一桩悬案。将李秀成设想成完美无缺的英雄或寡廉鲜耻的叛徒都不免过于简单化。对洪秀全和洪氏宗亲的怨艾心理,对太平天国的前景感到彻底绝望,以及曾国藩的诱骗,最终促使李秀成在被俘后流露出一些反常、复杂的心态,萌发一丝求生的念头。这就是有血有肉、真实的李秀成,而不是我们刻意美化或丑化的李秀成。李秀成对太平天国覆灭原因所作的分析,总体上仍比较中肯和深刻。尽管他在供词中写下了一些有辱气节的话,给他的晚节留下了污点,但他并没有一味地向曾国藩卑躬屈膝,并且最终慷慨赴死。就此而论,李秀成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污点的英雄。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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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3)04-0094-07

      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囚笼中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词。(注:为了避讳,今之学者将起义者被俘后的供词改称“自述”或“自传”。按照辞书通行的解释,“供”字作“受审者的陈述”解,似乎本无贬义。李秀成则自称其亲笔供词为“书供”。本文采用“供词”一词。)围绕其供词中的内容,学术界在1949年后就李秀成伪降还是变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甚至一度从单纯的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且至今未有定论,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最大的一桩悬案。笔者几年前曾经就此问题写过一篇短文[1],但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未能展开论述。兹不揣浅陋,再度就此略陈管见。

      一

      李秀成是广西藤县大黎乡人,家境贫寒,儿时随舅父读过3年书,10岁开始种山帮工,以烧炭为业。1851年9月,西王萧朝贵率部路过大黎,时年29岁的李秀成应征入伍,随后参加了攻打永安的战斗,隶属石达开部。在此后的戎马生涯中,李秀成因战功显赫而不断升迁,从士兵直至跻身统帅层,37岁时被封为忠王,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一员威震四方的名将,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英王陈玉成。

      1861年9月,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拉锯战后,安庆终告沦陷,陈玉成部主力折损殆尽,都城天京(今南京)上游屏障尽失。次年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皖北团练头目苗沛霖诱捕,6月在河南延津就义。从此,李秀成便成为太平军的首席大将。当时,太平天国所面临的局势已经异常严峻:曾国荃部湘军主力顺流而下直逼天京,李鸿章部淮军会同英法军队进攻上海外围,左宗棠部湘军从江西觊觎浙江,形成三路围攻之势,曾国藩则坐镇安庆指挥全局。曾国荃一路3万余人尤为气势汹汹,到1862年5月底,其水师已进泊天京护城河,陆师则进逼雨花台,兵临天京城下。同年10月中旬,李秀成从上海外围抽身,会同其他主力共13王约10余万人,兵分三路前来解天京之围。太平军与湘军在天京城南大战40余日,始终未能攻破敌雨花台营垒。

      解围受挫后,洪秀全将李秀成严责革爵,令其“进北攻南”,即移兵皖北、鄂北,以调动围攻天京的南岸湘军上援。鉴于苏福省局势不稳,李秀成先赶回苏州安顿后方,直到1863年2月末才督师进军皖北。而此时湘军早已增兵设防,加上筹粮困难,李部征战不利。同年6月13日,天京雨花台石城等要塞失守。李秀成奉诏急返,结果在渡江时遭到湘军水师的拦截,所部损失惨重。28日,由于李鸿章、左宗棠大举进犯,苏、浙吃紧,李秀成又火速赶回苏州主持战局。

      此时的李秀成几乎成了救火队长,哪里告急就赶到哪里,但因三面受敌,分身乏术,故而疲于奔命。同年8月,忠王返京督战,组织反扑未果。9月,又驰返苏州指挥攻防。12月1日,忠王撤离苏州。4日,纳王郜永宽等叛将刺杀慕王谭绍光,开门揖盗,将苏州拱手献给了李鸿章。数日后,无锡也告失守。李秀成率余部败走丹阳。苏南腹地的沦陷使天京失去了粮饷的主要供给地,加上京外残存据点的守军自顾不暇,天京解围的希望实际上已成镜花水月。因此,李秀成返京后,力劝天王“让城别走”,但遭到天王训斥,只得督兵死守。

      1864年初春,湘军正式合围天京,封锁了所有粮道,并在城外开挖多处隧道,试图穴地攻城。李秀成指挥太平军以构筑月城和横挖暗壕的方法相拒,战况异常惨烈。6月1日,洪秀全病逝,终年51岁。7月19日午后,湘军攻破天京。李秀成火速赶到天朝宫殿护驾。他改骑一匹劣马,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于当夜率千余名将士打扮成清军,借着夜色的掩护,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李秀成舍死领头冲锋,在冲到城外后与大队人马走散。天明时分,人困马乏的忠王潜抵城郊方山一破庙中暂避,结果因随身所带财物而暴露身份,于23日被两个奸民缚送清营。

      为了泄恨,曾国荃随即下令对李秀成施以酷刑,用刀锥割其臀股,一时血流如注。李秀成“殊不动”,泰然自若。3天后,清军制成一个大木笼,将李秀成囚禁其中。8月7日傍晚,李秀成被曾国藩处死,时年42岁。在临刑前,李秀成毫无戚容,谈笑自若,并写有10句绝命诗,“叙其尽忠之意”。[2]

      李秀成从被俘到被杀,前后仅有16天。在此期间,他曾历时9天,在囚笼中亲笔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词,虽然文理欠通,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始末。与在此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的是,李秀成在供词中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他对曾国藩和清王朝大加谀颂,谓“久悉中堂(指曾国藩,引者按)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表示“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自叹“一生屈错,未遇明良”。并将京城沦陷喻作“我主无谋,清朝有福”,认为“曾家亦有厚福,而辅清朝得此城而威扬天下,实中堂之谋,九帅(指曾国荃,引者按)之才谋算,将相用命而成全功也”。声称“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云云。他还提出“收齐章程”,自愿以“罪将”之身,出面代为招降太平军余部,从而“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酎旧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注: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219、377、385页。以下该书引文恕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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