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志红女士在《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发文指出，曾国藩曾“首创‘商战’一词”，曾最先“酝酿出商战的词旨”，且其“对‘商战’一词的使用，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上各点，笔者认为不能成立。1862年，即在郑观应公开出版他的《盛世危言》之前，曾国藩在《复毛寄云中丞》一函中，确如邱女士所说，曾“将‘商’和‘战’连并使用”。但邱女士在涵义方面把曾国藩笔下的“商、战”等同于郑观应笔下的“商战”，是误读了曾国藩的话语。使用过“商、战二字”或“商战”一词的，并不一定就是商战论者。实际上，曾国藩对“以商、战二字立国”持的却是断然否定的态度，吟唱的却是“断难”与西方列强“争锥刀之末”的对外主动缴械的洋务论曲调，其经济思想与力主反抗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商战论相比，二者实有天壤之别。郑观应虽曾积极侧身于曾国藩作为首倡人之一的洋务运动，但也正是在这段经历中，他对曾国藩一伙洋务派官僚的腐败和无能有着切身体验，看透了洋务派所办企业中的种种黑幕，因而能对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予以相当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郑观应的商战论，其实是在不断多视角批判洋务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