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5-0040-12 一 前言 上海地方自治运动从1905年开始，至1914年结束，前后持续约10年时间。其发展过程依机关名称的不同，可分为三个阶段：(1)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时期（1905年10月～1909年6月）；(2)上海城自治公所时期（1909年6月～1911年11月）；(3)上海市政厅时期（1911年11月～1914年3月）。这三个时期办理地方自治机关的性质又各有不同：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时期（以下简称总工程局），是由地方精英（注：在本文中以地方精英(local elites)一词来称呼参与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成员全体。所谓地方精英是指个人或是宗族在地方上所运作的一种支配(exercised dominance)。这种支配包括物质的（土地、商业财富或军力），社会性的（人际关系网络、宗族、结社），个人的（专业技术、领导能力、宗教或神秘力量）或是象征性的（地位、名誉、特殊的生活方式）。参见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Rankin(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Los Angeles an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10-11.笔者之所以不使用绅商的一名词，是因为不论“绅商”指的是绅士与商人的合称(gentry and merchant)，或是指兼具绅士与商人两种身份的单称(gentry-merchant)，都不足以涵盖上海地方自治运动中的成员。例如夏应堂，他是著名中医师，没有功名，也并非经商。他能参与地方自治运动，即是凭借着专门技术。另外本文提到传统绅士，则专指拥有生员头衔以上的人。）发起，经苏松太道核准后开始办理，属于区域性的自发运动；上海城自治公所时期（以下简称自治公所），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一部分，是在清政府督导下而展开的正式且具有全国普遍性的活动；上海市政厅时期（以下简称市政厅），则是辛亥革命后，在新成立的沪军都督府同意下，继续办理的地方性自治。将三个时期合并讨论，是因为三个时期参与地方自治的成员，重迭性非常高，都是商业界与教育界的地方精英，其次在许多地方建设的兴办上，也有相当的延续性，所以将此自治运动视为一连续的整体，可以让我们更完整地了解清末民初上海地方社会运作的全貌。 在上海地方自治的研究成果中，以伊懋可(Mark Elvin)的《上海的行政机关（1905～1914）》最早。该文指出：地方精英权力的制度化，最早源自于对善堂的管理，而起源于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地方精英见到租界地区的经营管理十分进步，因此也欲起效尤，而有了由地方精英来管理市政的想法。该文首次对参与的成员进行分析，但不够全面。另外除了讨论地方自治中议事会与参事会对于市政运作的情况外，作者也讨论了不少卫生管理的细节。（注：Mark Elvin,“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1905～1914”,in William G.Skinner and Mark Elvin(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250-257.）与此文章相似，吴桂龙也在对整个自治运动作出分析后，认为上海地方精英在面对租界的越界筑路时，始终采取越过清政府地方当局来与法租界的公董局进行交涉，对此事显得十分软弱，常常由此而无法作出有效的制衡。（注：吴桂龙：《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181页。吴桂龙此文为中国学者讨论此一问题的首篇文章，该文将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定位为“资产阶级的爱国运动”，是甲午战争后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求自强的产物。吴氏此一论点，为其他中国学者所承袭。如马小泉、丁旭光等人。而《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一文亦由楠濑正明译成日文，收入横山英编《中国の近代化と地方自治》（东京：劲草书房，1985），第217～244页。）而沈怀玉则将1898至1905年间各地试办的地方自治运动称为“地方自治之萌芽”，在上海地区的讨论，以总工程局为主。该文首次将参与成员分为拥有传统功名者与商业领袖两类，作出百分比统计。也对总工程局时期所通过的议决案做过分类。（注：沈怀玉：《清末地方自治之萌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0年第9期，第302～303页。）而沈氏在讨论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时，则分别以时间先后为序，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为分界点，介绍了冯桂芬、刘锡鸿、陈虬、汤震、何启、胡礼垣、严复、黄遵宪等人关于欧美各国地方自治的认识。他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对地方自治的认识，由甲午战争时期的仅仅止于启蒙作用，到戊戌变法时，进一步成为公民资格的提出与公民参政的要求。到了立宪运动时期，有五大臣的考察报告及各界的鼓吹，地方自治方为清廷所接受。（注：沈怀玉：《清末西洋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8期，第181～182页。另外亦可参考吴桂龙：《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及思潮的形成》，《史林》，第60期，2001年11月，第68～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