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被视为文化沙漠，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世纪末，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然若以美术论，一、如果文化沙漠是指缺少相应的文化积淀，那么作为一个移民地区，香港并非民智未开之地，居民中的绝大多数秉承岭南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从20世纪初的正吟诗社等旧文学社团，到稍后的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书画文学社以及战后的香港中国美术会、丙申社等，均凝聚了大批岭南传统书画精英。可以说，除了日据时期，20世纪上半叶的香港几乎是大陆各种文化精英的荟萃之地；二、如果文化沙漠是指缺少相关的美术创作活动，那么香港的情形并非如此。从19世纪末起，随着城市规模的逐渐形成，香港的美术活动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先是作为内地主流美术对立面的避难所，继而进入个性化的蓬勃发展阶段；三、如果文化沙漠是指缺少本土艺术家或本土创作，那么香港也绝非全然如此。20世纪上半叶的香港美术与内地息息相关，许多南移香港的艺术家，创作风格基本上是在内地形成的，而到了下半叶，随着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改变以及新一代香港人的成长，香港美术遂处于自主的发展状态，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 显然，香港美术有着不同寻常的过去，其在20世纪的发展，与文学、影视一样富有成果。文化沙漠论者往往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发，抱着对商业文化轻蔑的态度来检视香港文化，这就难免带有先入为主的色彩。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香港的美术创作从一开始就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通过规模生产制造出高额利润的俗文化充斥市场，成为香港美术的一大特色。但俗文化的影响无论有多大，也只构成香港美术的一个基础层面，并不代表香港美术的全貌。况且，俗中也有庸俗与通俗之分，有些俗文化在经过提炼与改进后，成了新时代的文化标识，产生新的审美标准，这在香港各个艺术门类中不难发现。 一、香港美术的内涵与发展分期 回归前的香港，曾被认为是借来的时间和空间，香港居民也自视为过客，没有明确的身份和归属感。人们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聚集在一起，有着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和教育背景。香港的美术工作者作为这些“过客”中敏感的一群，内心的感受以及艺术表现自然也千姿百态。因此，要给香港美术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不过，与其他任何地区或城市的美术相比较，香港美术又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但见诸具体的作品，更反映在它特殊的发展形态上。 所谓“香港美术”，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在香港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岭南特色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并不断吸纳西方现代艺术造型元素的一种边缘型区域美术。它既是感性的、自发的，也是一种包容广泛的移民艺术；它继承了岭南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正统、非规范的叛逆性格和经世致用、开放进取的世俗精神，同时融合了西方现代艺术中的理性与创新观念；它缺乏系统的美术史源流与形态学上一以贯之的风格，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中西艺术夹缝中寻求沟通与认同，达到艺术上的自由重构。 香港背靠大陆，面向太平洋，很早就是一个自由贸易港。随着转口贸易的发展，香港成了中外交通的重要枢纽，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人来华或中国人出境必多经过此地，因此，香港是中华文化最先接触西方文化的前沿之一。英国殖民统治者在香港实行西方的政治和自由贸易制度，使之成为其在远东的一个重要贸易基地，同时又通过办学办报来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和现代科学技术，使港民更好地为其服务。殖民者的这些政策，客观上为香港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内地社会矛盾的加剧和革命思潮的风起云涌，香港的特殊地位日益显露，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独特性更加明显，这为香港美术的萌芽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香港的美术活动始于19世纪上半叶，那时，盛行于广州的外销画逐渐蔓延到香港，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与销售市场之一。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贸易活动的增加，香港逐渐取代昔日广州的地位，来港从事外销画制作与销售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这种以肖似为能事的商业美术好景不长，在新兴的摄影业的冲击下很快便衰落了。外销画兼具中西绘画的特点，故在西方人眼里有“中国画派”之说。它对于香港美术的未来发展虽未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作为香港美术史的前奏，似乎已昭示香港美术日后发展的通俗化和商业化趋向。 香港美术的真正萌芽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当时，一批落难到香港的前清遗老，利用文酒之会交流诗文书画，以排遣胸中的积郁，而另有一些居港的外籍贵族妇女也以绘画自娱，热衷于举办展览和绘画比赛，他（她）们为文化根基浅薄的香港带来了生趣。与社会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美术形式，是时见报端的政治讽刺漫画和作为商品广告进入千家万户的月份牌，这些流行美术在图解时事政治和推销产品的同时，也默默地开启和影响着香港民众的审美心理。 从2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往返于粤港之间的画家络绎不绝，几乎囊括了广东画坛的精英。留洋返国的西画家此时也纷纷经停或落户香港，在香港谋求发展。这是20世纪上半叶香港艺坛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些寓居香港的艺术家利用当地相对稳定和独立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创办画会，设立学校，举办各类展览活动，使香港的美术空间大为拓展。 抗战爆发后，国家前途、民族存亡和香港安危迅速成为港民的关注焦点，从那时起一直到40年代末，活跃于香港的南移左翼美术家抱着艺术救国的理想，以手中的画笔配合国内抗战，他们也曾提出过接触香港生活、表现此时此地的口号，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他们无暇顾及脚下的这个蕞尔小岛。香港美术此时已不由自主地汇入内地的抗战主流美术中，成为内地艺术的一种重要延伸。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传统派与岭南派画家也捐弃前嫌，同仇敌忾。前者的爱国热情集中体现在对国粹艺术的宣传和保护上，通过举办展览和讲座，唤起人们的亡国之痛；后者则直接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对新艺术的执着追求，他们为战后岭南艺术在香港的发展赢得了较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