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雕塑画意的审美境界 在我看来，中西传统的造型观念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即表现出的空间决然不同。以自我为中心的空间，把审美转化为自我通过艺术向世界敞开的活动是中国雕塑的母题。宗白华先生对绘画和雕塑作了比较，他说：“从绘画和雕塑的关系而论，中西就有不同。希腊的绘画立体感强，注重凹出形体，讲究明暗，好像把雕塑搬到画面上去。而中国则是绘画意匠占主导地位，以线纹为主，雕塑却有了画意。”（注：宗白华 《美学与意境》第3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一方面雕塑具有静止的、占有实在体积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又向人类展示自身发展的演变历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雕塑呈现出自己本民族的特征，能长久地存留下来，并能直观地、形象地反映社会的精神面貌，以及人的心理状态；同时，这也是一个民族审美精神、人文底蕴、生命理想和历史衍变的集中体现。 重“道”轻“器”的古代社会风气，使古代中国人重“劳心”轻“劳力”。在艺术领域里，重文学轻绘画，苏轼谈到他的好友文同时说：“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也，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也，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拭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东坡全集》）古代中国人对绘画如此薄情，对雕塑更是不愿留下文字史料。被视为“匠意之作”“雕虫小技”的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未获得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立形态发展。或依附于宗教信仰，或依附于丧葬习俗，或依附于建筑装饰和工艺性的需要。对于同属于造型艺术范畴的绘画就更加依靠，“有画意”就成为其区别于西方雕塑的重要特征。这种“有画意”的雕塑，魅力独具的审美精神向往，自然自觉的隐藏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 中国雕塑滥觞于原始社会，成熟在秦汉。汉代石刻，是继夏、商周美术“文·素之变”后的又一个高峰，“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注：李泽厚 《美的历程》第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汉代石刻的这些特征，在茂陵霍去病墓的景观石刻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二、意与象浑的无意识母题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死）上悼亡，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贞《索引》引崔浩注云：“去病破昆邪于此山，故令为冢象之，以旌功也”。即霍墓之巨冢，具有表彰战功目的。 如果说，仅仅是为了纪念霍去病这样一位英雄人物而使用石刻，那可以用一尊雕像来表现，或者列置礼制性的仪卫形象。这类例子虽未见诸石雕，然而据历史文献记载，到秦代，中国雕塑由过去多为建筑装饰和工艺性雕塑向纪念碑意义的大型雕塑转变。 《水经注》卷十九“谓水”说：“秦始皇造桥，铁镦重不胜，故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以祭之，铁镦乃可移动也。” 《西安府志》记载：“始皇引谓之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尺，亦为兰池陂。” 从“秦俑坑”所发现的俑马群来看，汉之前已有类似的纪实性雕塑形式。然而，霍去病墓的石刻作品并未完全采用写实的雕刻技法和分组的排列方式，却使用分散置于树林的方法，还雕刻一些似乎与纪念意义无关的写意形象，如《鱼》、《牛》、《虎》、《蟾》、《蛙》、《野猪》、《卧象》等。雕刻者通过对点缀物的刻画，将霍去病将军转战祁连山，河西走廊大捷，破昆邪王的思想主题，巧妙地再现出来。早先置于墓前的《马踏匈奴》无疑是人格化的“以战马暗示和歌颂英勇善战的青年将军霍去病，用马间接地表现了人的精神。”（注：孙振华《雕塑文化论》第40页，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不塑立霍去病本人的纪念像，却以一马一人的形象，表现出强烈的开拓、征服和进取欲望。“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里不会出现“罗可可(Rococ)”式的精巧繁密的装饰风格，也不需要牧歌式的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黄老思想”“楚风”（注：“世人多言秦汉，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于周之系统也。至汉代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熟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之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何为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邓以蜇《辛已病》））等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渗溶于汉文化之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为一体的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观念母题，不像西方古希腊、罗马雕刻那样旗帜鲜明的用完美的人体来追求属于人自身的美。集理想化与现实化于一身的雅典卫城女像柱，表现了希腊人最真实的观念：“人是宇宙间最高贵的性灵，她可以战胜一切，克服一切，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在她面前是渺小的，所以她无须为其皱一下眉头：人就是人。”（注：王可平《凝重与飞动》第14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8年第1版。）西方古代雕刻家把人类与非人类世界截然分开，将人类文化征服自然视为人类取得的进步。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不热衷于纯粹思辨而善于直觉体悟的联想思维方法，把人类和人类以外的世界看成是连续的，这与艺术创作的内部规律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写载其状”、“曲得其情”、“情境交融”、“意与象浑”的艺术原理是极有利于中国艺术创作与感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