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画的“现代化”困境与分期界定 中国书画的“现代化”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谈论这个话题又困难重重。因为它不是简单的图式和面貌的修正与变革，在“新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其追摹西方的痕迹，容易引发深层次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矛盾与冲突。 绘画方面，有评论家把中国绘画向西方的现当代与后现代艺术模式的学习，认为是文化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不合中国的国情，是腐朽文化而非先进文化（注：参见钱海源《意识形态能与国际接轨吗》，载《当代思潮》1996年第6期，第60-62页的相关论述。）。但奇怪的是：同样是西方的艺术，徐悲鸿艺术体系所追求古典写实主义，就被认为是当然的先进文化。分析其具体含义，可能因为写实而“科学”；又因为具象能号召感化民众而“实用”；再因为“革命美术”随着革命成功而成功，后来上升为艺术经典，并因为这是个曾经成功的经典而对与之有美学意义冲突的现代艺术形式加以理所当然的批判…… 同样，在书法方面，现代书法浪潮是对传统秀雅、平正有书卷气的帖学的反动与颠覆，在清末追求霸悍的金石味，近年来又有追摹西方抽象构成绘画的倾向，把传统的汉字弄得远离字型了，如把“虎”字写成有老虎尾巴样子的小虎形象，把“舞”写成甚至画成一个穿高跟鞋少女轻盈的舞姿形象，当然，这是不是现代书法还值得研究。这一切，都让骨子里有保存民族传统书法，尤其是帖学一脉的先生们深感不安，有文章在论及现代书法时，开头一句就是：现代书法是近十余年在中国书坛兴起并有很大影响的“书法异化”现象[1]。 要对现代书画艺术进行讨论，首先要搞清楚“现代”一词的意思。现在人们常说到“现代”、“现代化”等词，是从社会学范畴的“社会现代化”的概念而来。社会现代化(socialmodernization)是指社会在科技的带动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各个方面逐步脱离传统社会的变迁过程，狭义的是指工业化和民主化。其基本特征有：科技带动社会发展、经济持续而迅速发展、政治民主化和普遍参与、社会结构日趋分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城市化等。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19世纪中叶以后，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始踏上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由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且地区发展不平衡，故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在社会结构体系中可能长期存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乃至多元结构（注：关于该词的详细解释，可以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光盘版，1989年李路路撰写的解释。）。“现代艺术”是比附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出现后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一系列的变革后，所出现的新的艺术思维、审美与图式模式，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时间上的分期不可能和社会历史上的时代分期相同。在中国绘画领域的“现代”艺术，主要是指不同于传统文人画体系为主的绘画模式，如岭南画派的中西结合、上海有商业味的月份牌绘画、林风眠和刘海粟等引进的西方现代绘画，其中，徐悲鸿所引进的西方写实绘画，当然也很现代。而狭义的是单指直迫西方“现代主义”运动的新潮绘画，如“决澜社”、“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和今天的“前卫艺术”流派，有的也以“当代艺术”称之。而“现代书法”，往往是指异于传统帖学与“二王”书风的书法样式，很大程度上是指碑学的发现和书法图式化的走向。中国书法的现代化进程，同样受到西学东渐后西方的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影响，如理论在先实践在后的理论指导实践的方法。在碑学兴起之前，虽然早在宋代就有赵明诚等人的金石研究、明代杨慎对禹碑的研究、清代前期龙门20品的研习、中期金农等人的探索，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碑学兴起。清代的主流书风依然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总结的：“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碑学的兴起，主要是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阮元、包世臣等人的提倡后出现的，后来才有康有为作总结。 在郑工所著的一书中，回顾了关于中国美术“近代”与“现代”划分的情况。建国前，中国美术的“近代”被划在明末，其理由是资本主义萌芽、西方写实主义开始输入。而“现代美术”的界定，在建国后有王伯敏的“辛亥革命（1911年）始”，朱伯雄的“海派吴昌硕（1875年）”，李小山、张少侠的“1919年前后始”的三种版本（注：关于书画现代化的分期，可以参见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部分第一章的相关论述。）。三者都有其道理，如王是根据社会革命，朱是根据美术自身发展规律，而李是根据西方现代绘画的引入来划分。作者显然认为朱说更为可行，本文也认为不应该把美术自身形态的演变完全用外在的作用力如革命、西方的进入等因素作为断代依据，而应该尊重美术自身的发展规律。 可以说，现代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性进步潮流，故对于中国书画而言，其现代化进程也不应该回避，更不应该因为政治保守而在文化上回避。中国的书画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伴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各种科技如摄影、影视、电子音乐、电脑、光学、微电子、视频技术等相继进入艺术领域，改变了传统艺术格局，这种变化又决定了人们对艺术的重新认识、审美意识的改变以及媒介的革新。在农业社会中发展并与农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和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传统艺术，经过了数千年的积累，已经越来越完美而程式化而趋向保守，已快成为博物馆保存的艺术了。在当下的今天，艺术也当然需要现代化。 二、清末民初的书画现代化转型与社会背景 清末不仅是历史上的近、现代的分界点，同时也是文化转型的重要分界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相对封闭的封建社会发展模式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给打破，被迫按照西方列强的社会发展模式而进行惨烈的现代化进程。政治上不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风平浪静；文化上不再泱泱大国的雍容气度……这一切都是根源于军事上的节节败退，而导致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西方文明的重新认识与追摹，其中包括对近邻日本的学习。随着战争的失败和接连不断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社会的一切都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了。 曾经作为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达到极高水平的书法与绘画，在民族生存危机和社会尖锐矛盾的时代背景下，连同专讲考证的“乾嘉学派”、复古的“桐城古文派”等文艺流派，不再被历来有尊古法传统的文化人士赏识，而变得面目可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记》中开篇之语就是：“中国画衰败之极矣！”“我国画肤浅，远不如之（指西方绘画——笔者注）。此事亦当变法。”陈独秀在《美术革命》一文中说；“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的集大成，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象这样的画学正宗，像这样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有着良好书法功底的鲁迅先生，对传统绘画也是不敢恭维：“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2]可以说，绘画的改良已经是箭在弦上。以“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为座右铭的徐悲鸿推行的写实绘画，终于借助战争与政权的支持成了普遍现象，他不无惊喜地看到：“战争而使写实主义抬头。”而他鄙视的“马踢死”（马蒂斯）在中国的继承者终于因为抗战而销声匿迹了（注：关于细胞核是如何反感现代艺术以及其在国内的传人的，可以参见黄宗贤著《大忧患时期的抉择》（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相关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