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闻香港著名雕塑家文楼如是说：20多年后重游南京，当年举目可眺的农田崛起了座座高楼，南京变化快得让人认不出来了。虽然他只字不提南京变美还是变丑了，不过我能猜到他的弦外之音。 单调的结构，粗俗的造型，花哨的装修，淤塞不见内空的立面，不伦不类的土洋拼凑，好肉挖疮的开挖填补，七零八落的建筑群体，秃头土脑的城乡边缘，风格混乱的城市总貌，千城一面的雷同外观，好一个快餐式即用即摔的短期行为，折射出当代庸俗文化及其鼠目寸光者的浮躁心态，足令有心于城市观瞻和人文关怀者啼笑皆非。 置身于中国各地文化荒漠式苍白乏味的现代城市建筑之中，日久感觉迟钝、思维麻木，于是美丑莫辨，见丑不怪。难怪艺术评论家对城建问题不置一词，恐怕他们早就忘记了建筑还是艺术这码事。 然而由建筑群所构成的城市，是人类为自己营造的规模最大的文明基地；是与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人类智性活动最为密切的生存空间。希腊文明离不开雅典，也离不开其“城堡先于雅典，成为希腊思想的源泉”的多里安；历史学家汤因比洞见，人类绝大多数文明都是在城市中创造的。因此，城市及其建筑群对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功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补壁的绘画和点景的雕塑。 今日中国大力提倡德、智、体、美（屈尊多年的美育终于成为显学）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然而人们恰恰没有意识到，高品味的生存环境也是一种素质教育——无声的美育，它对人心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早在70年前就已慧眼相识：“要之美育之道，不达到市乡悉为美化，则虽学校、家庭尽力推行，而其所受环境之恶影响，终为阻力”。[1](P.177)因此他力倡“美育的基础，立在学校；而美育的推行，归宿于都市的美化。”[2](P.198) 一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城市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建国后的前30年。当下各城市更是紧锣密鼓，不惜斥巨资竟相攀比。一个熟悉的城市几年不见，就变得面貌全非。然而要说城市气象，绝大多数新则新矣，却既不高雅怡人，也不赏心悦目，更不要谈什么艺术特色。总之，尽管一窝蜂垒墙造屋，却很难见到建筑艺术，以及由此营造的城市人文景观和境界。中国城市建设的主要失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设计理念陈旧，因袭模仿而无特色 中外西内——传统大屋顶室外景观加欧式室内结构。这种建筑样式于20世纪初由美国人在华首创，当时成功的范例有金陵女大和北平协和医院等。它试图解决欧式建筑与周围环境不协调问题，却又落入摹古俗套，故只是权宜之计。 令人遗憾的是，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大屋顶愈发成为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建设的看家本领，而艺术性则每况愈下。这些名城的沿街建筑群，往往是将光板生硬的现代建筑立面，与飞檐、斗拱、琉璃瓦的大屋顶1+1简单拼接。看上去就象西装革履头戴瓜皮帽，不考虑形式过度和呼应，生搬硬套、不伦不类。 中国人的怀古情结根深蒂固。香港建筑师何滔曾经是以24个废集装箱改建办公室的现代主义者，而他于90年代为苏州设计的多用途综合建筑又落入了大屋顶之俗。他自我解嘲为：在一个有“浓郁文化色彩的地方做设计，有时需要建筑师压制他的自我”。而在前几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会议上，有关部门突发奇想，宣称要重建圆明园。圆明园不仅是列强侮我中华的历史罪证，而且也因其残缺和苍凉而独具审美意趣，希腊、罗马废墟保护早就为我们提供了榜样。重建既无历史价值，通常也捣鼓不出审美价值，只能是画蛇添足。 仿古之外，西化问题更为严重。快餐式城市建设的结果就是钢筋水泥林立都市，人变成了传送带上的货物，在火柴盒式的公寓楼中被推进送出。有位美国朋友告诉我，上海外滩附近的建筑令他想起了纽约早期建筑，那是当年殖民主义不速之客的“战果”。如今，飞速发展的上海城市建设，如浦东陆家咀又令人想起曼哈顿，而这回却是国人主动邀请或模仿老外的成果。这就使人恍然大悟，为什么荷兰建筑家雷姆·库哈斯在1999年“亚洲时代的亚洲城市”研讨会上敢出狂言：城市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是如此巨大，任何抵抗共同化的力量，或是寻找把当地特色融入现代建筑的解决办法统统都是徒劳的。看来，文化殖民主义的同化策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起老牌殖民主义的领土侵略和资源掠夺开明多了。 为什么我们的建筑师离开了因袭西方现代或者伪造中国古董，就创造不出具有时代感、区域特色和艺术个性的现代建筑？正如中国画非等于笔墨不可，中国民族建筑则离不开大屋顶——集体无意识的惰性竟如此顽固。其实，古代宫廷、寺庙大屋顶样式虽然典型，却很单调。而中国各地方特色的民居、宝塔、少数民族建筑等，则丰富多彩，甚至还颇有现代感（例如布达拉宫），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我们的创造源泉？况且，重视民族特色，正如贝聿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并不在于肤浅地搬弄传统形式，关键在于把握传统建筑的本质精神。西方现代建筑与古代建筑在形式上相距甚远，然而前者同样渗透着与古希腊一脉相承的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 二、缺乏审美意识，城市面目单调死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