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背景下的中国艺术家正面临着国际文化之间互相碰撞与融合，多元互补已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趋势。如何建立符合于这一时代风貌的艺术价值观的特点，即通过自己的作品创造出现实背景下的典型特征，让绘画语言与当代的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寻求相应的表现形式，使艺术作品的语言为生活在这一重要转折期的人们所接受。为此，有必要对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及其内涵所具有现实意义的审美教育功能作一深层面的探讨，使艺术作品成为人们追求更高理想目标的现实动力，从中获得视觉审美心理的精神愉悦性，健全现代的人格素质，进而激发人类向崇高的思想境界提升，为未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基础，这正是当今美术家首先应当担负起的责任。 一、我国新文化运动中美术教育意义的论述 蔡元培先生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谈到新文化的传播时说：“现代文化运动已经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但文化不是简单的，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要透彻复离的真相，应研究科学，要鼓励实行的兴会，应利用美术。”明示了美术的宣传引导的作用。鲁迅先生于1935年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讲到美术的传播时认为：“美术之用大者即得三事，而本人有之目的，又在与人享乐，则实践此目的之方求，自必在于播布，播布云者，谓不更幽秘。而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相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兹拟应行事如此。”他强调了“起国人之美感”的作用，并对美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现中国民族的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以下的思想的平均数。”我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先生针对当时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追求怪诞的、空虚的、纯艺术的、唯美的阳春白雪式审美倾向时说到：“艺术也如其他文化一样是跟着时代的巨潮而生长着，演进着的，所以现代的艺术必然地要走向新的道路，为新的社会服务，成为教养大众，宣传大众与组织大会很有力的工具，新艺术必须负着这样的使命向前迈进。”他寄希望于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应面向大众，艺术家要走向新的道路，重点提到艺术必须为“新的社会服务”，成为教育人民的有力工具。 蔡元培先生基于“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特别谈到了美术对于人生的意义：“有了美术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鲁迅先生在一篇我国最早论述美术的文章中直接提出了美术培育道德，陶冶人格的功能，“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物质文明，日益蔓延，人情因亦日趣于肤浅，邪秽之念之作，不待惩劝，而国又安。”《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美术的作用不仅有着教化的功能，更能使人通过作品的解读，体验到传达者特有的情感，即审美的情感特征，借助于作品外在的形式，使接受者从中受到情绪的感染。早年留学法国的艺术理论家林文铮30年代在《何为艺术》里就曾对艺术的审美主体传达情感的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读艺术必解决美的问题”、“美无非是内在的或实化的审美情绪”、“亦即是实化的美的情绪”、“美是审美情绪具体化了的表现。”表现于外的美即是艺术本身。“艺术所传递给赏鉴者心灵之情绪，不外是作家感述的情绪之回音而已。“艺术是传达内在审美情绪外化了的实在体、是艺术家情感流泻的外在表现并借各类社觉形式要素实现艺术传达的功能价值。”林文铮结论说：“艺术是审美情绪之结晶，或现诸外界的审美情绪。在图画、雕刻、建筑、音乐各种工作中，则假借声、形、体、线而实现。艺术根本是情绪的冲动”。 二、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理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开始形成了反理性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试图用模糊的、以情感为主导的直觉体验等取代理性，试图“学会平衡技术的物质奇迹与人性的精神需要”（《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由于受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人们片面追求物质利益，人类精神生活呈现出相对落后的局面，并且表现出复杂、迷离的现象，享乐主义也很快得以流行，并导致人类精神领域产生信仰危机、道德沦丧、人的物化等全球性问题。但人作为一种理性的、有意志、有情感的动物，具有超越其他动物的品格，享乐主义则贬低精神生活，看重官能享乐与物质享受，势必导致人情感上的堕落和物欲膨胀，必然导致信仰危机。因此，针对这一精神沦丧的现实，有必要强化艺术道德教育与人格重塑的功能，以此在文化精神方面起正确的导向作用。 我国邹进在其所著《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中曾有此说法；文化教育学企图从人文科学和文化哲学的高度，综合教育思想的形式与实质进行陶冶，强制与自由，训练与放任，努力与兴趣，教师传授与儿童活动等因素，以文化财富去陶冶学生，寻绎出教育与陶冶的真正目标、价值和意义，从而达到生成完整的人。20世纪许多道德教育理论家，如皮亚杰，科尔伯格，艾里克森，杜威，克里夫，贝克都对人的道德品质发展和人生发展界定了精确的发展阶段，并进行过量化的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