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随类赋彩”谈起

——解读现代重彩山水画色彩观念的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亚璋,(1972-),男,云南昆明人,扬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美术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绘画理论研究。

原文出处: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内容提要:

通过色彩的使用来摆脱文人画“笔墨”程式的束缚,寻求全新绘画风格的尝试,可以说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画艺术探索的主要潮流之一,而正是这一契机促使了传统绘画设色观念的更新与发展。本文通过对现代重彩山水画艺术实践的梳理来解读传统“随类赋彩”的设色观念向现代设色观念的转变,并指出这种转变对于现当代中国画发展的整体性意义。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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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统绘画自唐代开始逐渐离开重彩而进入到以水墨画为主的艺术传统中[1],其审美方式从一开始就与文人的审美理想有密切的关联。被董其昌推为“文人画之祖”的王维就是当时最重要的水墨画家之一。此后,随着文人画运动的发展,水墨画作为文人审美理想的集孮体现逐渐形成了以“笔墨”为核心的审美体系。“笔墨”程式的高度发达为文人抒写性灵,倾泄情绪,追求生命的自由体验提供了简单易行的方便法门。郭怡悰先生曾经指出:“因为中国画程式性很强,很多人经过短期的演练就可以自娱。”[1]的确是这样,文人画“笔墨”程式化的特点,一方面使之拥有了绝对数量众多的参与者,而另一方面,在众多“一超直入如来地”的文人画家眼中,“笔墨”的程式仅仅是自我愉悦的蹄筌,其结果必然是图式无休止的重复与进一步的程式化——这种近乎恶性的循环正是制约中国画发展的根本原因。

      种种迹象说明:近现代对这一承传千年的艺术传统进行彻底的文化反思并非事出无因,而希望通过色彩的使用来摆脱“笔墨”程式,寻求全新绘画风格的尝试,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画艺术探索的主要潮流之一。这样的历史机遇,为传统绘画设色观念的发展与更新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六法”之说,其中,“随类赋彩”总结了当时绘画设色的基本原则。随着“六法”理论在传统绘画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巩固,“随类赋彩”作为传统绘画的赋色观念在艺术实践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观念上的成熟与统一使艺术样式多元化的探索逐渐消失,设色模式的单一与因循也成为中国画程式化特征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这种设色观念的基本原则既不是根据对象自身的个性特征,也不是根据不同画面自身的需要来考虑色彩的安排,而是将绘画的对象进行观念上的区分,以确定其的类别属性,并分别按照这种属性赋予其观念上的色彩,概念化的处理方式往往容易忽视具体画面自身色调感上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这种设色观念表现在山水上,则形成了青绿、浅绛两种基本设色模式。在传统的山水画中浅绛的设色方法仅是作为水墨山水的补充,相较而言,青绿设色可以说反映了传统绘画设色观念与技术上的主要特征。另外,就青绿本身来说,既包括以色彩表现为主的大青绿,或者称为重彩青绿,也包括受文人水墨山水画影响产生的小青绿,我们可将其称为淡彩青绿。不过,尽管在技术上有所区别,但在观念上则都体现出“随类赋彩”的基本原则。因而,虽然我们的视角主要集中在重彩青绿的讨论中,但就色彩观念的转变、发展而言,其意义则是普遍的。

      传统青绿山水画的成就是巨大的,历史上出现了像展子虔、李思训、李昭道、王希孟、赵伯驹、赵伯骕等重要的艺术家,也出现了《游春图》《江帆楼阁图》《千里江山图》这些伟大的作品。但重彩山水画一直到近代都没有能够摆脱单一的青绿设色模式,对其消极的一面也应有客观的认识。

      从具体的个案来看,张大千作为现代重彩山水画艺术实践的发起者,在其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探索不论是出于文化上的自觉,还是仅仅出于画家个体对绘画风格的直觉与敏感,我们都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现代重彩山水画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反传统的姿态,而这里所说的传统正是指以“笔墨”为核心的文人画传统。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传统文人画在图式上的枯竭,在笔墨程式上的僵化,导致了众多的艺术家重新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尝试重彩的艺术样式。其中既包括张大千这样从传统入手反“传统”的艺术家,也包括众多借助西方、日本艺术发展的成果来革新中国画的画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姿态使重彩山水画艺术的实践所负担的文化使命并不仅仅局限于重彩山水这一狭小的艺术门类,事实上,还包含有对中国画艺术传统整体性的反思。

      就张大千而言,他自身是一个极其传统的画家,这种先天条件使他在重彩山水画探索中可以使用的元素相对有限,因而,难以直接突破以“随类赋彩”为原则的青绿山水模式。从这一角度来说,他上溯宋、唐是对抗文人山水画传统的唯一选择,同时,其熟练的笔墨技巧,在此过程中的自然融入也难于避免,种种因素使张大千的重彩画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某种融合早期青绿山水画传统与晚期文人水墨传统的倾向。

      张大千的泼彩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尝试,尽管我们可以从唐代以前的文献记载中找到相关的种种记载,但依然不能不说是张大千的创造,事实上,无论是在传世的作品中,还是对于当时的中国画家,这样的面貌都是前所未有的。就整体而言,希望通过随机的泼彩泼墨效果来抛弃既有程式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程式”不仅是笔墨上的程式,也包括设色上程式。但这并不是说这种创造已近完美,事实上,要在宣纸上充分地展示随机的效果,水墨的变化较之色彩的变化要更为丰富,因此,张大千的泼彩还是不得不借助自己熟练掌握的水墨程式来完成最后的塑造,因而色彩则往往成为画面的点缀。另一方面,“随类赋彩”的传统设色观念,使其大多数的作品中也还是保留了青绿设色的基本风貌。

      尽管张大千在重彩山水上迈出的步伐是有限的,但其实践的意义却至关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在张大千等人试图以重彩山水画的形式来探索传统绘画现代化之路的实践,暴露了传统赋色理论与技术的简单、薄弱,乏善可陈,这使得传统赋色观念的突破与发展势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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