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宝塔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 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 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游东田》（英译名为《在南京钟山的宝塔上》）一诗出自南朝齐代宫廷诗人谢眺之手，诗中表现的对山水景物的领悟，对人际关系的体察，与欧洲18世纪下半叶敏锐细腻的感性文化有相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谢眺对宝塔功用的描述，似与那些欧洲花园运用中国风格的建筑以点染情境相似。这种建筑是基于美学的旨意，即使自然与精神的交感互生更为活泼，也是基于宇宙哲学的构想，即澄怀观照，神与物游，融于宇宙。 另一首描述宝塔的中国古典诗歌来自于岑参。岑参是唐代活跃于中国西北边境的高级官员，他的这首诗描绘了慈恩寺宝塔的诗意图景，表现了这种建筑的风貌和特质：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 在佛教中，宝塔是宗教性建筑。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浮屠，是为祭祀而竖立的坟丘。“它超越了即使是名门显贵，个体肉身存在也要灰飞烟灭的必然。根据佛教的教义，这意味着超越佛本身可朽的尸骨遗迹……以这种方式，佛塔便变成了佛祖涅槃的标志。在不允许为佛塑像的时代，佛塔便被理解为展现佛祖形象的凝固表征。”但在中国，宝塔的建构还有其它的源起，如汉朝的多层瞭望塔，也被用于天文观测、财宝贮藏或是狩猎娱乐。中国的佛教徒赋予宝塔形状以宗教意图，在这种情形下，佛塔的顶部只保留一个刹杆，它由奇数层的石质或金属的相轮贯套，串串的铃铛从塔尖周围向下垂落。通过“刹杆”，佛教圣地的象征意味增强，宝塔因此被视为世界的轴心，所有的事物都围绕它运转。随着佛教影响在中国的衰微，宝塔渐渐从其轴心位置退却，最终完全失掉了它原初被赋予的宗教功能，而变成了神灵的守护者和地方性庆典的场所。从此，在更多情况下，宝塔根据风水（而非宗教）的原理建造。风水是为了让风与水的力量运转流畅以达到地势的优化。宝塔被建造在醒目的地方，是为了使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融洽协调，而且“宝塔仁慈的力量对一个城市和地区的运气具有影响”。 二、欧洲人游记中描绘的中国宝塔 欧洲人眼中的佛教宝塔完全没有宗教和风水的意义。他们只是从审美或实用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建筑形式，而且没有从中感到任何的象征意蕴。在马可·波罗《环宇记》有关宝塔的几段论述里，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在《环宇记》中，马可·波罗强调了宝塔的功用，但事实上，他没有看到这种建筑有任何实际的用途。而这是与他的商业意向相悖的。在一篇有关缅甸之行的叙述中，他谈到了宝塔最初的意义，即作为一位显赫人物的宗教纪念物：“在缅甸，曾经有一位强有力的国王。当他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时，就下令在他的坟上建造两座塔，一座金的，一座银的。……其中一座用石头建造，然后涂上二指厚的金子。这样人们就会以为整座塔是纯金的了。此塔有10英尺高，周长大致相当。上层是圆环状，周围的铃铛随风作响。银塔与金塔相同，周围也装饰着铃铛。国王把塔视为他权力的象征，并且护佑他的魂灵。真难以想像，世上还有比这两座塔更美丽更尊贵的东西！”马可·波罗关于杭州的叙述，听起来是热情洋溢的。他称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为华美灿烂的城市”。在那里，他看到了许多美丽的建筑，其中“整个城市高塔林立，鬼节之日，人们带上财物来到宝塔焚塔钱”。这么一个关于宝塔形状和功能的简短叙述，对欧洲读者了解、想像宝塔建筑的独特风格是不够的，所以没有激起他们对这一建筑的仿造。 大约400年以后，欧洲人才发现宝塔凝聚着东方文化，并和模仿东方众多的舶来品一道，开始了对它的仿制。对此，纽霍芬·尼奥霍夫的《从（英）联邦的东印度公司到中国的大鞑靼可汗皇帝的使者》，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引导。它影响的广泛并不仅仅因为它以多种欧洲语言出版，使欧洲对中国有了普遍的了解，而且因为它对宝塔作了详细的介绍。尼奥霍夫喜欢把对建筑结构的记述带入他的报告中，他甚至不惜在书中花费一章的篇幅来描绘宝塔。他特别喜欢他在安兴、临清和长清看到的宝塔，并把其中的一些作为书中的插图来介绍。但是他最为倾力描述的，是著名的南京报恩寺琉璃塔。他热情推崇它造型的独特和无与伦比的美：“我们走出城区，去看一座著名的宝塔。那里被中国人称作报恩寺……到了那里，你拾级而上……你所看到的所有营造设施都美轮美奂，巧夺天工，浸染着古老的中国风韵。我想整个中国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与这里媲美了……在寺院的中央，伫立着一座高高的琉璃塔，它是精品之中的精品，展现了中国能工巧匠独特的才华与智慧……当我由这件艺术杰作联想到其它所有的艺术杰作，由这座非凡的建筑追忆起其它精妙的建筑时，一个念头袭上心头，我要以诗把它凝固：将宝塔与世界七大奇迹并置，这在西方旧世界也许显得荒谬；我为你崇拜的庙宇的灿烂深感惊恐，啊，南京，在此没有人信仰真正的神灵！”或许，只有想到中国人将因为信奉佛教而不会得到耶稣的拯救，尼奥霍夫才会对世界第八大奇迹不属于西方而感到稍稍安慰吧。奥尔法特·达贝尔曾代表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他在第二次、第三次的出访报告中证实了这琉璃塔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在一片广场的中心……耸立着一座琉璃塔。它是如此华美精巧的艺术杰作，以致在中国乃至地球的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与之比拟的对象。”在欧洲人眼中，宝塔，特别是报恩寺塔的巨大魅力，还在于这种建筑中所蕴含的象征意味。阿他那修斯·基舍尔是一位对中国历史相当精通的著名欧洲编辑家，他在1688年的《中国图说》中强调指出，在这个国家，宝塔是吉祥与繁荣的形象表现。这种见解至少意味着宝塔的风水功能被他预见。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自从西方17世纪文学上掀起了东亚文化热潮，欧洲人对宝塔的兴趣也与日俱增。那时，欧洲人不仅开始仿制东亚实用物品，也开始了对中国风格的建筑的模仿。这些建筑在功能上往往与佛教的宗教崇拜密不可分。 三、巴洛克专制时代，宝塔在欧洲园艺中的运用 几乎在所有民族的文化中，花园都是与对福地的想像相关联的，而且被用作当下生活的对立面。在这种意义上，花园是一个逃避日常生活的挫折和残酷的地方，人们可以在此找到暂时的平静和安宁。一座花园，就如同尘世的天堂、令人神往的桃花源，在那里，关于社会的乌托邦理想至少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之内得以实现。然而，这些在花园中表达的乌托邦理想反过来也对现实自身构成影响，它们将有助于改善现实生活的境况。在园林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伴有许多不同样式的乡土田园诗，它们大多源自文学传统。这些田园牧歌提供了与社会现实相对峙的有益模式，对人们在现实中的失意予以补偿。首先，花园是对阿卡迪亚的梦想。阿卡迪亚是上古时期的世外桃源，所以花园可以看做是对黄金时代乐园理想的实现。此外，我们也能在花园里寻觅到人间伊甸园的幻影。伊甸园的图景来自基督教，而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花园建筑设计，便是对这一梦想的实现。再者，花园的设计还受到游记文学的刺激与影响。比如对遥远理想文明的向往，对远古文化里“善良原始人”自然纯朴的赞美。在园林艺术发展史上，它们为花园设计彰显乌托邦特质，几乎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在欧洲，自马可·波罗时代起，东亚帝国——中国和日本异域文化的魅力，便是追寻理想社会的文学创作主题。因为那里有高度发展的文明，“无限富足”而且被认为四季如春，农业丰产繁荣。这些国家也被设想为由开明的君主统治，这些君主对民众的幸福安宁全权负责。在欧洲，没有人可以印证这种对东亚理想社会的设想是否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欧洲人只是把它看做“异域的福地”。纽霍芬·尼奥霍夫、奥尔法特·达贝尔、恩格勃特·京宝梵以及其他一些描绘17世纪、18世纪东亚风貌的权威作家极力渲染了它的迷人魅力。对欧洲园林艺术而言，这意味着通过对“世界第八大奇迹”——报恩寺琉璃塔的模仿，以追求快乐幸福、富足奢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