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建筑美学新思维(上)

作 者:

作者简介:
万书元(1956-),男,湖北仙桃人,东南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教育、艺术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原文出处: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内容提要:

从非总体性、非理性、混沌—非线型性和共生思维4个方面论述当代西方建筑美学思维的新的特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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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西方建筑美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审美思维的变化。这是一种富有划时代革命意义的变化。我们知道,现代建筑的审美思维,基本上局限于总体性思维、线型思维、理性思维这种固定的、僵死的框框之中,很难突破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的束缚。然而,在当代,在西方当代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双重影响和推动下,当代建筑审美思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它完全摆脱了总体性的、线型的和理性的思维的惯性,迈向了一种更富有当代性的新思维之途。

      美国学者詹姆逊曾经对当代西方文化的思维特征作过如下描述:

      当代的理论,也即后现代主义理论排斥我所谓思想领域里颇有影响的四种深层模式;有关本质和现象以及各种思想观念和虚假意认的辩证思维模式正是这样一种深层模式,这一模式要求从表面进入深层的阅读和理解,实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不言而喻,当今的理论对这一深层的攻击最为激烈。第二种有影响的深层模式自然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和分析模式,这一模式对梦的表层和潜在的各个层次和压抑进行分析,显然这种心理分析在当代思维中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同样受到当代理论激烈的攻击,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的那本书就对心理分析模式作过诋毁,特别是米歇尔·福柯在他那本著名的《性的历史》中提出彻底丢弃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观念。第三种在西方有影响的深层模式是存在主义的模式和它关于真实性和非真实性,异化和非异化的观念。它也是当代理论攻击的一个目标。最后一种深层模式是索绪尔的符号系统,它包含指符和意符两个层次。但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家们实质上用这种理论来反对它自身,提出对索绪尔二元体系的批判,当代理论(即后结构主义理论)普遍采取这一立场。综上所述,当代理论要做的一切……只是在浅表玩弄指符、对立、本文的力和材料等概念,它不再要求关于稳定的真理的老观念,只是玩弄文字表面的游戏。[1]

      虽然詹姆逊这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演讲有它特有的语境,并且他对后现代主义(指文化上的——作者注)的批判也有过激之处,但是,即使在今天,他对当时的西方理论的分析和批判,对当下西方的艺术理论,对西方的建筑美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因为他至少总结出了当代理论思维的两大特征,非理性思维和非总体性思维。这是詹姆逊通过第一种思维模式和第四种思维模式总结出来的。

      由于詹姆逊的这篇演讲出现于十几年以前,加上他所论述的,是文化和哲学问题,因此,我们在参考他的论点的同时,当然必须从建筑美学的实际出发,因为我们探讨的毕竟是建筑美学自身的思维特征问题。

      一、非总体性思维

      现代主义建筑的几何霸权和纯净主义美学基本上是以一种明目张胆的“压迫性总体化”(阿多诺语)来调控和引导建筑的美学走向的。当文丘里、菲利普·约翰逊等人起而挑战这种“压迫性总体化”,当反现代主义运动在建筑领域日益变得蓬蓬勃勃的时候,现代主义的大一统格局很快就被打破,总体性受到重挫。不幸的是,当后现代主义建筑大量涌现时,建筑师们很快就预感到,他们很可能会像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从一种处境跳入另一种处境”(注:雅斯贝尔斯说:“因为实存是处境中的一种存在,所以我永远不能逃出处境,除非我又跳入另一处境。”雅斯贝尔斯《哲学》,转引自徐崇温编《存在主义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74页。)一样,从一种总体性跌进另一种总体性。这种以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的美学革命,是当代建筑师和美学家最不愿意看到,最不能接受的,因此,从反现代主义运动以来直至当今出现的各种新建筑观念,无不把抵抗总体性、追求差异性作为预防和驱逐任何形式的美学专制妖魅的旗帜。(注:所以沃·威尔什说:“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种维系语言结构、社会现实和知识结构的统一性的普遍逻辑已不再有效。”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让—弗·利奥塔等著,赵一凡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阿多诺(Theodor W·Adoeno,德国哲学家)(注:T.W.阿多诺(1903~1969),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否定的辩证法》,《齐克果:美学的建构》,《美学理论》等。)说,“人类的解放决不意味着成为一种总体性”(注:参见特里·伊格尔顿著,王杰等译.美学意识形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5页。)。为了在不同种族的人类之间进行沟通和了解,确实需要某种共同的价值标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情感,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类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都应该遵循同一种总体性。对审美,具体地说,对艺术和建筑来说,总体性通常只能是一种惰性力量,甚至可以说,它是创造性最可怕的敌人。

      总体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具有一种周期性病态发作的惯性力量。当艺术上的一种总体性遭到致命打击之时,往往正是另一种总体性悄悄出笼之际。所以阿多诺认为,如果艺术始终是激进的,它就始终是保守的,强化与支配性精神相分离的幻觉,“它在实践上的无效以及与没有减轻的灾难的同谋关系就显然是痛苦的”。它在一个方向上获得,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失去;如果艺术绕开贬黜历史的逻辑,那么它必定要为这个自由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难以符合历史逻辑的再生产。(注:参见特里·伊格尔顿著,王杰等译.美学意识形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1页。)阿多诺对逃离总体性一直持一种矛盾、怀疑甚至是悲观的态度。他曾说过,我们可以忽视总体性,但总体性却并不忽视我们。仿佛总体性是一种如影随形、神出鬼没、无法摆脱的东西。在他看来,逃离总体性既不可能,又无必要。因为你在对抗总体性时,“在一个方向上获得,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失去”。可是,大多数建筑师并不同意阿多诺的观点,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建筑师的关注力、知觉和选择的能力,充分发挥建筑师的自主性和捕捉与表现自我差异性的能力,以图逃离总体性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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