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潼关 我认识刘令华，并不是在西部，而在上海。我看到的刘令华，并不是背着行囊、画夹，气质飘逸的画家，而是在豪华的别墅，从一间充满油色味的画室——堆满画框和一些完成与未完成的作品，走出的一位墩实憨厚、见了理论家总有点不知所措的画家。他送我一本画册，也谈起他的近况以及有关绘画的一些想法。我，一页页地翻看，一幅幅地观看。我看到走出潼关的刘令华，被签约的刘令华，在现代商业都市的文明中寻找表达自我情感的方式，在各种纠缠与限制中寻找自由与宣泄。慢慢地，我感受到一位画家在各种文化约定中的存在。 这是一种很尴尬的存在。譬如，初到巴黎的毕加索，是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寻找最能充分培育他的社会，但很长一段时间，“画家连买个绷画布框子的价钱也拿不到”，因为他未曾受到公众的欢迎（注：［英］罗兰特·潘罗斯：《毕加索》，周国珍等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不是毕加索没有才能，而是公众的眼光和属于公众的媒体舆论还没有关注到毕加索。这就是文化的制约吗？代表某种流行趣味的公众眼光和媒体舆论，一旦施加在独具个性的画家身上，会遭遇到什么？会将画家推入到怎样的一种境况？很多人会去适应，去迎合，然后调整自己，使自己成为公众视野中的一道风景。适应是生存的必备条件，但艺术家不是为适应而生存的。毕加索在第三次离开巴黎之前，才卖掉一幅画（即《母子在海滩》），值200法郎。临走的前夜，他靠烧画（素描稿）取暖。他经历了欲为自己打开出路的人所共有的孤寂，“蓝色时期”的忧郁，并不仅仅因为贫困，而更多是受到当时象征主义思潮的影响，倾向于内在的心理感受方式（亦称“内视觉”），无视外在的光色变化，所以，他开始清洗自己画中的颜色。1904年，毕加索再次来到巴黎并定居于此，也不是企图以他的艺术个性征服巴黎或引诱巴黎，以莫里斯·雷纳尔的说法，“他到那里是要寻找救生良药”。巴黎是艺术之都，巴黎社会对一个艺术家的评价很重要，巴黎社会对艺术的宽容与理解更为重要。他的确在巴黎逐渐赢得了声望，开始了作为画家真正的艺术生涯。后来，他对雷纳尔说，如果塞尚在西班牙工作的话，他会被活活烧死。——他谈的是社会文明的开放程度对艺术家的影响。毕加索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西方文化背景下现代画家成功的案例，一个充满个人创造力的艺术神话。但在中国，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从黄土高原走来的同样具有创造性活力的画家在中国的上海如何生存？ 难道生存的问题压倒了艺术的问题？人们关注到上海的刘令华，是注意住在别墅里的画家，是注意被包装被炒作的画家，还是注意投资方与签约画家之间各种显在与潜在的关系？许多非艺术的问题冲淡了艺术本身，而艺术自身的问题又遭到非艺术人的质疑。艺术的现象就像是一个万花筒，转瞬即变。对于刘令华而言，他离开了西安美术学院，成为一名被签约的职业画家，或者说是依靠艺术谋生的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当艺术成为谋生手段时，就意味着一种“低品位”、“低格调”，所谓“匠作”而已。这也难怪，职业的艺术家向来处于一种雇佣状态，无论是敦煌石窟中的壁画或雕刻，还是五代两宋皇家画院中的丹青高手，其创作的题材、手法，不是由于某种范式的规定，就是由于某种趣味的限定，迫使艺术家在有限的表现空间中寻找自我实现的各种可能性，职业性的绘画，也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一种具有普遍审美倾向的大众文化现象。在中国，文人视野中的职业绘画缺乏个性，缺乏创造性，而业余的文人绘画，因排遣闲情逸致，日见推崇。在欧洲，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画家、雕刻家，还是文艺复兴“三杰”乃至毕加索，都是职业艺术家。职业化的现象根基于欧洲注重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文化观念。譬如master，意为技术高明的专家，即大师。真正业余性质的“艺术家”，在20世纪以前的欧洲，几乎是不入流的。只是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泛起，才有“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说法。 刘令华从西安到上海，面临着一种身份的转变——从美术院校的教师变为签约画家，自由职业者。在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中，美术学院的教师是专业人士，而签约画家似乎属于“盲流”（与无业游民近似）一类。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人对专业画家的概念，基本被限定在画院、高等美术院校等国家体制中的专业人士，而不是游离在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艺术，是一种自由职业吗？其实，这种职业并不自由，无论所谓体制内或体制外，都会受到种种限制。艺术家要参与各种体制化的运作活动，如美术展览会、艺术博览会、画廊展销等，同时要遭遇批评，接触媒体，这些都会对画家造成影响，带来不少困惑。但艺术的确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艺术家又要不断摆脱批评，不断摆脱理论，不断摆脱自身的束缚，不断摆脱社会及“雇佣”的阴影。所以，艺术家的内心很孤独，也很痛苦——孤独和痛苦与艺术家的天才与个性是成比例地上升，而这种内心的孤独也正是自由的表征，因为不孤独也就不自由了。——呵，如此悖谬的问题。艺术不可能孤立地存在，那是艺术的外部问题；艺术也不可能不孤立地存在，那是艺术的内部问题。艺术是以其自身内部特殊的价值，才能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换言之，只有艺术家具有特殊的艺术品格与表达的方式，才能得到多方面的认可，才有与外部世界对话的资本。艺术是艺术家所拥有的话语权。艺术与政治集团的对话，艺术与商业资本的对话，艺术与大众传媒的对话，并不存在着什么对等的价值观念，而总是受限。艺术，作为一种职业，可以游离于他者之间，不附属任何领域但又不得不联系其他领域，在某种价值关联中确认自身的地位。到了上海的刘令华，遇到责难最多的不是他的艺术才能，而是他的生存方式；遭到批评最多的不是他的创作手法，而是艺术的“自律”与创作的自由问题，这些都发生在日渐意识形态化了的社会现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