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4)01-0049-05 一 术语界定 为了研究的方便以及避免产生歧义，我们先对本文涉及到的术语进行界定。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因境内有一批古代留存的石窟艺术和藏经文物而为世人所关注。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的榆林窟、东千佛洞以及肃北的五个庙石窟，本文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 形象资料：本文作者把研究丝绸史的资料分为三类，实物资料、文献资料和形象资料。形象资料指能够提供丝绸史信息的造型艺术或美术作品。 敦煌形象资料：敦煌石窟中的形象资料包括雕塑、壁画、绢画、画像砖和线刻画等。绢画中的绝大多数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等外国人携往海外，画像砖和线刻画对丝绸史的研究意义相对不大。本文主要研究敦煌的雕塑和壁画。 丝绸：以蚕丝为原料的纺织品，或称丝织物。 写实程度：形象资料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程度。由于工匠的态度、目的、风格和手段的种种差异，美术作品反映描述对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不一样的，需要一个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加以判断。本文提出写实程度这个概念来描述敦煌形象资料中的雕塑和壁画反映丝绸的品种（色彩、纹样、肌理）和穿着效果等方面的真实程度。 穿着效果：本文中指以丝绸为材料的服装及饰品被人们穿着后的视觉效果。 肌理：指美术作品或造型艺术所表现的物体的质感，或物体质地的视觉效果。 二 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古代丝绸史的论著已经出版了很多。敦煌的文字、实物和形象资料多次为不同的学者使用。例如，缪良云在《中国历代丝绸纹样》[1]中6处使用了敦煌的纹样，其中1处为出土的丝织物纹样，6处为雕塑和壁画中的纹样；高汉玉和包铭新在《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2]中9处使用了敦煌出土的丝织物图片；朱新予在《中国丝绸史》通论[3]中11处提到敦煌，其中6处为实物资料，5处为敦煌遗书，在《中国丝绸史》专论[4]中共8处提到敦煌，6处为出土的丝织物；赵丰在《丝绸艺术史》[5]中共19次引用敦煌资料，1处为文献，7处为形象资料，其余为实物；吴淑生和田自秉在《中国染织史》[6]中4处引用敦煌资料，实物和形象资料各2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6·印染织绣编上）[7]中采用了两幅敦煌出土的北魏刺绣……这些丝绸史学者引用敦煌的形象资料，主要是用来说明或描述古代丝绸纹样。 敦煌资料在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中也经常被使用。例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中有78处引用敦煌资料，且全部为形象资料，其中有3处通过形象资料直接指认丝绸的品种；《中国历代服饰》[9]引用了1处敦煌的出土实物，20处形象资料，其中有9处通过壁画或雕塑直接指认丝绸的品种；《中国古代服饰史》[10]中有40处使用敦煌资料，全部为形象资料，其中4处是通过雕塑或壁画来介绍服饰（丝绸）的图案，1处介绍丝绸的品种。《中国历代妇女妆饰》[11]中有24处提及敦煌，全部引用敦煌形象资料，其中1处引用形象资料指认丝绸品种。这些都是有关我国古代丝绸史服饰史的重要著作，敦煌资料在其中有较广泛的运用。壁画和雕塑等形象资料，很早就已经介入这些研究范畴。 敦煌学中，与服饰史丝绸史相关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段文杰的两篇文章，即《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和《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12]。这两篇论文都以讨论服饰为主，丝绸并非其重点，但在描述服饰时提到了古代丝绸品名。文中直接指认雕塑和壁画上的图案为何种品种，并没有说出指认的理由。但根据上下文可以猜测：段氏比照其所见出土或传世丝绸与壁画雕塑，主要借助纹样来指认丝绸品种。例如“第9窟的女供养人，裙襦上织绣着鸳鸯、狻猊、折枝花卉。但大部分还是染缬花纹，如138、156窟女供养人裙襦上，都可以看到团窠、瑞花等单色和复色的蜡缬；12、138、9等窟中有很多菱纹，连续方格纹的绞缬，或者犬牙交错的‘撮晕缬’”[12](P307～308]。 敦煌壁画和雕塑为丝绸图案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比较重要的论著有常沙娜的《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13]。该书对敦煌服饰图案进行复原，其中以丝绸图案为主。书中共有312张复原图，每张都配有图注，如“天王织花上衣图案部位图”、“彩塑菩萨织锦缎裙饰图案”和“彩塑菩萨印花绸上衣图案”等，有267张复原图明确标注了丝绸名称，提到了印花、织花、锦、织锦、织锦缎、织花锦、印花纱、缬染、缂丝、印花绸、刺绣和蜡染等十二种丝绸名称。虽然在这本书的“简析”中，对图75、76、77、84、94、97、101、102、104、107、115、117、167、160、208、209、281和287等的丝绸品种定名依据（共涉及印花、织锦、织花、染缬、刺绣和印花纱六种）有简单的解释，但不及书中所提到的丝绸品名的十分之一。其中有些名称的使用可以商榷。如，织锦缎作为一具体丝绸品种名称出现较迟，似不宜用来指称元代以前的丝织物。又如书中称“图115、117（盛唐第66窟）观音菩萨裙饰和披帛有清晰、细致的小束花图案，从其略见透明的效果，可断定是唐代的印花纱”[13]，仅见到轻薄透明效果的图案仍不能断定所描绘的是否为纱，因为罗也是结构疏朗、质地轻薄且略透明的丝绸。 相对于敦煌学其它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除了丝绸图案研究比较丰富外，以敦煌形象资料为主体来研究古代丝绸品种的论著尚未出现。前人研究的疏漏，无疑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即如何利用敦煌丰富的形象资料，科学地研究古代丝绸品种。 三 用敦煌雕塑和壁画研究古代丝绸品种的可行性 在研究古代丝绸的时候，学者们主要使用实物、文字和形象资料。在以往古代丝绸史的研究中，实物和文字资料的运用最为广泛。二者用于研究的可行性以及使用的方法，受到了研究者们较多的关注。并非所有的实物和文字资料都可用于研究。因此在使用这些资料之前，对它们的真实程度和可靠程度进行讨论，这是学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研究者们运用考古学和文物领域的知识，判断出土或传世实物的年代和真伪；运用版本学的成果来辨别文字资料的真实程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