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抱琵琶半遮面

——中国的女性价值与女性艺术一波三折

作 者:
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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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现代艺术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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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艺术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问题,它甚至首先是一个“女性价值”的问题。

      我之所以使用“女性价值”而不是“女性主义”,是因为使用“女性主义”这个概念在目前我们的艺术批评话语中面临危险。这不仅因为我们这个圈子多重的男性化气质依然是主导,而更是因为大多数人对“女性主义”的认知都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而只约化为一个概念,一个标签,一种僵硬的界定,而因为这种误解造成的本能的反感,往往会使女性艺术问题失去心平气和的学术对待,甚至从讨论的前提中就被歪曲和拿掉。事实上,“女性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化的问题。“女性主义”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中,对应着一个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心理学,历史、文学、艺术甚至科学等众多领域的观念变革,一系列流派纷呈、庞杂松散的思想体系,1960至1970年代达到了高潮,并随着那个时代成为了历史的一页。有些遗憾的是,由于许多复杂的文化和社会的原因,“女性主义”在其后的时代被沾染上一些并不令人乐观的气息,并逐渐凝固成一个带有固定色彩的“标签”。但女性主义关注的根本问题——“女性价值”,在当代西方文化中一直深入发展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如果我们把“东、西方”视作一种时间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的话,西方从女性主义延伸下来的关于“女性价值”的探索,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代表了国际当代女性文化的一种进步的方向。这种情形,与整个西方当代文化一样,给中国当代文化以冲击和影响。在这种大前提下,中国女性艺术成为西方女性艺术冲击和影响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这里我使用“女性价值”和“女性艺术”这个概念,就是基于我对这种现实的认同。但另一个现实是,中国女性艺术面对的古代闺阁艺术传统和近现代的革命艺术传统,与西方完全不同,这些来自历史和社会因素,构成了中国女性艺术特殊的存在语境。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脉络,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都无法一伸腿就跨过去,或假装自己不是从这种文化中生长出来的。

      基于这样的批评立场,我关心的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女人绘画”,而是女性艺术在当代艺术中作为一种新的问题的存在价值,简单地说,我是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看女性艺术而不是从女人绘画的角度来看女性艺术。这样一来,我既不能拐弯抹角地回避至今依然对女性艺术发生作用的敏感问题,王顾左右而言他,也无法一头扎进具体的作品里去,鸵鸟一样只把一个没有上下文的大屁股对着观者。

      一、通过男性标准的女性价值与闺阁画艺术

      20世纪以前,中国封建时代强大的父权制话语体系,使女性完全丧失了作为独立和完整的个体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女性几乎只能通过男性标准,作为“被看对象”和“欲望对象”才有价值。因此,在艺术作品中,女人往往被处理在被消费的位置。中国10-19世纪产生和发达的仕女画中的女人形象,可谓女人作为“被看对象”、“欲望对象”,即观看、赏玩对象,也即男性对女性消费性审美的集中体现。

      由女性创作的作品则是凤毛麟角。有可能拥有绘画”特权”的妇女只有两种,即闺阁名嫒和风尘名妓。前者一般都出自绘画世家,深锁闺阁又身处绘画氛围,使她们不仅有充裕的时间而且有优越的条件接触绘画。后者的处境就没有那么顺理成章,如果不是能诗善画的风流文人成为她们重要的“服务对象”,她们可能永远都没有靠近绘画的机会。因此,绘画对于女性只是一种教养和技能训练,与琴、棋、书,乃至歌舞、刺绣没有本质的区别,或消闲自娱或应对谴怀,所画的也只是些花花草草、闺阁生活等,所以被称之为“闺阁画”(附图2)。少数优秀者,能够以绘画写意抒情而使其作品具有艺术性(附图3),但风格、手法等语言方式上,都不可能超越文人画的男性审美尺度,而且,最能体现文人士大夫退而“寄情山水”的“避世”心态,也即最能体现文人画的最高成就的山水画,在闺阁绘画中几乎见不到。

      二、通过革命标准的女性价值与半边天艺术

      19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的现代艺术潮流中有几个女画家,凭着自己的特殊背景和才情,得以与少数海外归来的男性画家一样,接受并学习西画。尽管她们的艺术尝试了一些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但所画的题材虽未能超出花花草草的闺阁绘画范畴(附图5),在当时已属十分难得。

      20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几乎始终被“革命”的主线贯穿着。无论是前半个世纪的“拯救民族危亡”,还是后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都是围绕着不同的革命需要,女性价值当然也必须通过革命标准才能得以体现,妇女解放都是为革命的而不是为妇女的。这种妇女解放,即“妇女能顶半边天”,依据的是一种绝对平等的无性别原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即是以这种完全男性化的标准要求自己,摈弃一切女性化的因素,从外表到灵魂,从言行方式到衣著打扮,“革命女性”没有自己的标准可依,只有一切都向革命的男性看齐,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男人、女人都必须走入革命化模式。革命的妇女艺术同样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强调“革命性”内涵和强调男性化审美特征。我们可以从不同革命时期女性的形象及其她们的艺术作品中(1920-1930年代民主革命时期:附图1;1940-177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附图6,8),看到这种半边天艺术模式的一致性和联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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