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作品边款的形成与美学意蕴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65(2003)05-0169-04

      中国书画作品中边款的运用不但可以平衡画面、补白以丰富画面而且能增加作品的文学性与历史感，深化作品的创作意境。书画家印章的使用还可以使作品画面的构成关系更显丰富，尤其在书法作品中，鲜红的印章起着激活整个画面的重要作用并且与作品整体形成一种构成关系。关于中国画的边款起源问题，潘天寿先生曾说：“中国画题款自宋代苏东坡开始，迄今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派别甚多”；清人钱松在《松壶画忆》中也说：“画之款识，唐人只小字，藏树根石罅，大约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始有年月记之，然尤细楷一线，无书两行者。惟东坡行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语三五行，已开元人一派。”[1]由此可见，中国书画作品边款的出现与文人书画家的参与密切相关，正如潘天寿先生所说：“长于文辞书法的画家，常将长篇的诗文题跋，均搬到画面上去，以增画之光彩”[2]。由于受资料的局限，现在通行的说法是中国画边款出现于唐代，成型并完善于宋代，苏东坡起了十分关键性的作用。徐建融先生在其《书画题款、题跋、钤印》一书中指出：“到了唐代……正式的书法题款开始陆续出现。”[3]对于中国书法艺术作品边款的起源，由于书法创作与实用书写的紧密相连，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考察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史，两汉时期就出现了文人书画家，这一时期宫廷画家、民间画工、文人书画家的共存，打破了原来只有奴仆和画工从事美术创造活动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秦汉宫职的发展，特别是两汉时期篆刻艺术的大发展加之文学艺术中修辞理论的发展并趋于成熟，在这一时期出现书画艺术作品边款的萌芽是完全可能的。本文试就中国书画艺术作品边款的起源及其美学意蕴作一论述。

      一、三代时期金属器物铭文铸刻形式对中国书画作品边款形式形成的影响

      款识本来是指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对于款识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在金属器物中，阴字凹入者为款，阳字突出者为识；一说是器物外围的铭文为款，器物内部的铭文为识；第三种说法是花纹为款，篆刻为识。[4]1939年在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鼎腹内壁即铸有“司母戊”三个金文大字，以此来标明鼎的名称，在三代时期遗存下来的大量金属器物铭文或说明铸造钟鼎的目的、或说明钟鼎、兵器、食用器皿等器物主人的身世、一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等，如西周时期金文《虢季子白盘》就是记录虢季子白搏伐狁于洛之事的，在这些金属器物铭文的末尾多浇铸有“子子孙孙其永宝”的文字。这些金属器物铭文在金属器物中起着修饰与说明的作用，是金属器物的附丽成份。

      在三代时期的《楚公钟》与《其台钟》[5]中以云雷纹或乳钉纹装饰的钟体中上部是一个梯形的块面，用以浇铸钟名，在三代时期的其它钟体上还有环绕浇铸、镌刻钟名及其铭文的。碑碣对于碑额的处理形式与之极为相似，以至于在《泰山都尉孔宙碑》等碑碣上还可以看出其碑身有如钟的外形呈梯形的形态。在早期中国画创作中，人物侧面（旁边）的题名也多模仿三代时期金属器物铭文的处理形式，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中就有单独分割的块面写入介绍性的文字。[6]中国的书画艺术作品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借鉴了三代金属器物造型与铭文处理形式。通常我们将附着在中国书画作品创作主体边缘，对创作作者、创作时间、地点、创作所使用的艺术手法以及为深化创作意境而题写的诗文等这一类介绍、说明性的文字称之为书画作品的边款。通过对遗存下来的早期书画艺术作品的考察我们发现，书画作品边款的处理形式是直接对三代金属器物铭刻处理方式的借鉴。

      二、早期中国画人物画题名与造像碑中的造像题记与中国书画作品边款的形成

      唐代著名书画学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并引用曹植的话说：“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节；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7]由此可以看出，在封建统治者眼里，书画艺术作品助人伦、成教化的功用是第一位的，这一时期书画艺术家书画艺术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从早期中国画创作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女史箴图》是顾恺之根据西晋诗人张华所撰《女史箴》而画。《女史箴》是封建社会中一种劝戒妇女的文辞，箴是一种文体的名字。其内容以封建妇德来劬劝贾后南风，具有劝戒之意。唐摹《女史箴图》现存九段，每段题女史箴文。如：“女史司箴敢言庶姬”、“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兴，静恭自思，荣显所期”、“出其言善，千里应之，苟违斯义，同裘以疑”等等。该画主要描写宫廷仕女的节义行为，以此来宣扬封建女德，对女性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都有明确的规范。画面上根据女性的不同生活场景，配以不同的劝戒文辞，有如后来连环画中的说明文字，早期人物画中的文字题名与介绍文辞应是中国画边款的早期形式。这一类型的人物画我们还可以在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宋人摹顾恺之《列女仁智图》中看到，其中“卫灵公”、“灵公夫人”、“毕羊”等人物均有题名，甚至还有简短的文字介绍在人物侧边。在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司马金龙墓的屏风漆画中，人物的侧边同样有文字题铭，并赋以不同的色彩块面加以强调，这种处理方式在后来的敦煌壁画中几乎以同样的方式保留了下来，如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第85窟南壁东侧《报恩经变》下部的本生故事画中有《恶友品图》，在其中创作于唐代的“善太子本生”一画中，在每一个场景里几乎都有一个或两个块面题写本生故事，这成为后来连环画处理形式的滥觞。在南朝画家萧绎笔下的《番客入朝图》（即《职贡图》），对来自滑国、波斯、百济等不同国家的使臣用题名的形式进行介绍，工致而严谨。在南朝出土的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8]中，每一人物左侧或右侧均有题名，尽管只是人物的姓名，但由此可以看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人物画创作中使用题名的方式是十分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