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瞻拜名画的真迹，八十年代初，我远去纽约，不知道会有千万件摄影作品在这座大城等着我，不知道西方重要美术馆才刚制定接纳摄影的新政策，并增设摄影专馆。日后，我在曼哈顿目睹了这本谈话录中的许多摄影家茅庐初出，就此成名——辛迪·雪曼、荒木经惟、鲍德里亚、嘎斯克尔、克鲁格、戈尔丁……。1986年仲夏，我过生日，适值戈尔丁《性依赖的叙事曲》初版，我的热爱摄影的弟弟特地买了这本影集送给我。 新世纪头一年，归返国门，天津海关例行检查。几十箱书籍画册逐一拆封。我心跳出汗，巴望不至于被没收。还好，还好，当关员们窃语商量后，决定扣留的仅止一册，即戈尔丁的初版影集。他们不问影集中有位女子为什么被打得鼻青脸肿，更不知道那就是作者本人。他们反复审视其中几幅裸体男女的照片——不论在纽约还是北京，每天总有饮食男女在无事之际或性事之后这样地躺着，蜷缩着，抽烟，沉默，发呆——“人体嘛，没关系，”一位官员礼貌地解释：“但国家有规定。” 要不要将这一幕告诉戈尔丁？她与我同龄，蛇，那么，今岁她已知其“天命”。 摄影总使我想起纽约。初到几年，将届九十岁的安德烈·珂特兹甚至好好地活着，他的寓所就在纽约下城华盛顿广场北端，多年后从电视里见他老苍苍在广场走动，捏着相机，真希望我也在那里。一位弄摄影的朋友曾答应带我见他，不久，《纽约时报》登载了他的讣告。致函珂特兹，称他为老师的布列松先生，今天仍然活着，快要一百岁了吧，四年前在纽约“雷佐里”书坊看见道格拉斯·邓肯拍他的专集，破了他不愿被人拍摄的例，影集内全是关于布列松与莱卡照相机。有位店员眉飞色舞对我说：布列松为此正在状告邓肯，两人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看来老头子火气尚旺，很年轻。 大都会美术馆、现代美术馆和哥根海姆美术馆的摄影专馆，长期陈列自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摄影经典，那是我了解摄影史的启蒙场所。我画室所在时代广场附近，第六大道与第43街街口，是《世界摄影中心》设在中城的分馆，馆首飘扬着简称“ICP”竖条旗，每月举办专展，回顾大师，推介新人。在那里，我逐年认识了数倍于这本访谈录中的新老摄影家：布拉塞、桑德、马努埃尔、拉蒂克、维琪、梅普勒索普……当然，还有罗伯特·卡巴。他根本没死，他的影像总像是猛烈的耳光，向我扇来。我竟与这些伟大人物的作品同在一座城市么？每在“ICP”馆内徘徊，我总会做梦似地想，哪天国内的哥们儿要能看见这些照片，该多好啊！ 回国翌年，我受邀给上海《艺术世界》开设文字专栏，这才注意到这本被艺术专家们看轻的杂志，每期刊印当代摄影作品——包括男女裸体——还有世界重要摄影家的专题介绍与访谈。多么欣喜！我满怀感激。这是本该出现在美术刊物的重头戏啊。是的，“人体没关系。”很有关系的是，我不知道国中可有其他杂志系列介绍世界摄影？我看过的专业摄影杂志中，虽有零星当代摄影专题，大抵是时髦美丽的“照片”。前年给叫到南京郊外一所新建的，据称是全国唯一的私营摄影学院讲演，在走道里看见的仍是《人民画报》式的风景照片：群山，竹筏，逆光的花朵……，不能说那不是“摄影”——我说“摄影”，当然不是指所谓“艺术摄影”和千百份杂志中精彩的照片。假如诸位同意，我能不能称此书中的这类照片为“严肃摄影”？——那天我对同学们说，大家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去做，应该去做。 画家群很少有人格外留心摄影。年来我慕名，并有幸结识了几位卓有成就的摄影单干户，那是一群游荡在体制之外的动物，是艺术学院的落榜者、叛逆者。他们边缘，辛苦，然而有福了：假如他们果然准备将生命献给摄影，将摄影献给生命。现在，《艺术世界》上发表的这些世界摄影家访淡录将结集出版，并有大量的照片——戈尔丁那些无聊躺卧的尘世男女照片会被扣除吗——我又像做梦似地。 不知是太早还是太迟，八十年代初，台湾有位阮义忠先生，凭着匹夫之勇，连同眷属，以大量翻译和访谈——当然，全部繁体中文——开始了西方摄影文化在海峡彼岸的启蒙。1995年，我找到他在台北一座楼层的私人工作室、摄影书坊兼杂志社，向他当面致敬。前年，我在北京向台湾清华大学陈传兴先生致敬，他与阮义忠的长篇对话使我获益良深。他留学法国，专攻影像、戏剧、哲学与历史，听过巴特尔的讲课，是德里达门下的学生。阮义忠的言说，侧重摄影的社会与道德立场，陈传兴的表述则把握摄影的文化涵义。前者的文本数年前进入大陆，有谁注意过么？我相信，如阮义忠那般热情，陈传兴那般冷静的有志于摄影启蒙的人物，已经出现并散布在我们周围，人数不少，也不会很多。我愿预先向他们表达，或者说，追致敬意。 例如，被历史遗忘干净、尸骨无存的北京人方大曾先生。他的某件作品——在中国的太阳光下，二战初期，一位农民正从身陷黄土的士兵尸身上剥除衣物——是中国近代史理应铭记的图像，无愧于陈列在珂特兹或卡巴左右。还是那位阮义忠，十年前从北京找到方大曾眷属珍藏半个多世纪的大量底片，在海峡南端精印成册，出版面世，若干年后，二手的印刷品被传回北京。今天的北京人可知道有位方大曾？ 在西方，关于摄影的论说与文字，太多太多了。国中献身于当代严肃摄影的人想必早有自己的作品与识见——这本书，我宁可相信对于国中的画家们，对所有愿意睁开眼睛，用心观看的人，大有裨益。 出于绘画的傲慢与偏见，几十年来，大部分视觉艺术家对视觉艺术的核心问题视而不见。恕我斗胆冒犯：我们的绘画、雕刻、设计、电影、戏剧、电视，甚至包括文学，虽曾试图探究各种尽可能深刻的命题，但因了不同媒材的“工具”意识与不同利益的“行业”藩篱，彼此隔阂，以至彼此无知，恐怕无心触及摄影自诞生迄今而始终关切的严肃命题。 什么命题？为什么那是“严肃”的？我不知道。但这命题一直在那里，高高悬在所有视觉艺术的“头顶”。每当我面对严肃的摄影，如同遭遇警告，发现我其实不知道什么是观看、怎样观看。我积蓄无数理由，为绘画，为绘画残余而可疑的价值辩护，自以为懂得二者的分际，犹如律法，信守如仪。但摄影总能有效地使我暗自动摇，并给我另一双眼睛审视绘画，注视世界——摄影，以其自外于艺术，甚至高于摄影本身的原则——或谓“无原则”——给予我更为宽阔的立场。但我说不出那是什么立场。关于艺术？关于社会？还是关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