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是秦汉文化转型期的重要作品，是“杂家”的代表作，其受《楚辞》影响的一面以往没有受到重视。《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刊登马庆洲文章《论〈天问〉对〈淮南子〉的影响》简要分析了《淮南子》与《天问》在创作动机，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一致性，以见《楚辞》、尤其是《天问》对刘安的影响，反映了《淮南子》对先秦文化吸收的广度。 董希平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发表《试论韩愈在唐音至宋调转变中的承启作用》认为韩愈在文学史上不仅为中唐名家，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本人为元和文坛的领袖之一，在创作实践中其诗文内容、功能、风格、技巧诸方面多有新变和开拓：诗歌的应用领域空前的深广；诗文风格趋向世俗、深微；援文入诗、诗文互补。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在唐音变化中的关键作用；而韩愈诗文在宋代的广泛流播、以及韩愈在宋人中所引起的巨大影响和争议，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唐音向宋调转变过程中的承启作用。 张中宇在《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撰文《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倾向与文化意义》认为，《长恨歌》后半部分有力突出了安史之乱的“悲苦”后果，描写的梦境和仙界并没有成为悲剧的“消解”因素，并未偏离前半部分确立的劝讽基调。白居易没有写梦中可以团圆，仙、人可以重逢，“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以非同寻常的力度，对各种可能的圆满结局加以相当明确的否定。《长恨歌》这种非大团圆模式结局的文化意义在于：未加“消解”的真正悲剧中，警省、批评的成分总是主要的。因此，从《长恨歌》的非大团圆悲剧模式可以推断，白居易是要以一段富于传奇性的爱无可挽回的逝去，婉转地表达劝讽主题。从唐以来各种文学文本中关于“贵妃之死”描写的比较来看，《长恨歌》铺陈的血腥场面细致而鲜明，也表明了其深刻而显著的警示意义，《长恨歌》主题并非着意于歌颂或同情。 陈(557-589)亡国后，帝王之家崩溃。《北史》零碎记载陈后主众妹妹的下落。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乐昌公主的故事。后者经过民间口耳相传，加上“破镜”、“分镜”等典故象征在唐诗上的运用，以及孟棨《本事诗》的补缀说明，发展出“乐昌分镜”这一文学母题。这母题不但见于唐宋抒情文学，还在南宋说唱文学中出现。《“乐昌分镜”母题在宋明“戏曲”文学演绎初探》（作者司徒秀英，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主要从中国“戏”“曲”发展角度，考析“乐昌分镜”母题在南宋大曲、戏文以至明代传奇的发展情况。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发表尚学锋《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认为，上博简《诗》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以说诗干预时政，释《关雎》为刺诗，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刘毓庆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发表《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孔门后学的诗学倾向》认为，楚竹书《孔子诗论》非出自孔子，乃孔门后学之作。其与《论语》中所体现出的孔子《诗》学，应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风。竹书《诗论》与孔子《诗》学之间，在学诗以培养人格、传承礼乐文明等文化精神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更多的是发展。竹书己不再强调《诗》的社会功能，不再考虑《诗》的比附性意义，而是在对诗意的理解中，把握诗旨，并把诗与社会、政治及历史联系起来，从《诗》中探寻周代社会政治盛衰之迹。呈现出由《诗》之文本入手的学术性倾向。其对孔子诗学的最大发展则在于对诗歌本质与性质的认识。 饶龙隼在《南开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撰文《论〈唐诗品汇〉一书编纂的思想资源及创新点》指出该书思想资源大致有三：南宋以来宗唐抑宋的文学风尚；闽中本地的诗歌创作批评传统；对早前唐诗诸选本之借鉴创新。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编选体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