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宋初是指从960年北宋建立到仁宗明道年间，共七十余年。这一时期的辞赋创作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力求新变、不断发展。明道年间，欧阳修等人开启了北宋诗文革新的新局面，辞赋创作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因此，本文把此前的辞赋发展归为一个时期，是谓宋初辞赋。宋初历太祖、太宗、真宗和仁宗亲政前期，是赵宋王朝逐步走向稳定、繁荣的一个时期。宋初文学位于高度发达的唐代文学之后，又承五代柔靡文风，为探索新路，自立门户，力求变革成为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此时，辞赋的创作虽然处于草创阶段，却也成绩斐然。宋初辞赋的发展，深受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思潮和文坛风尚诸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征。 沉潜内转的时代精神影响着辞赋的审美趋向 五代是武人拥兵作乱夺位的时期，赵宋亦由兵士拥戴而建立。但是，太祖赵匡胤与此前的军汉武人却有不同，他明白欲使国祚绵长必须结束武人夺位的局面，在建国后，即裁抑兵权，严防内患，对外用兵征讨颇多顾忌。太宗在两次对辽作战失利后，采取了守内虚外的政策，他曾说：“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谨此。”（注：李焘：《续通鉴长篇》卷三二，四库全书本，第314册，第455页。）与严密的守内方针同时存在的，是宋室在军事上自信心的逐渐衰退。真宗缺乏太祖、太宗的文韬武略，厌战而好功，不惜订立城下之盟，以钱帛换取和平的局面。他又伪造天书，大兴祥瑞，东封西祀，粉饰太平。太宗以后，重文轻武、偏重防内的方针得到变本加厉的执行。其结果，虽然达到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的目的，但军队也失去了战斗力，在与契丹、西夏的战斗中一直处于劣势，只好妥协退让，贡币求和。这一方面为经济的发展换取了安定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国势呈现出“富而弱”的状态。在思想领域，衰弱的国势使得宋人缺乏汉唐开阔雄浑、发扬蹈厉的魄力，内心趋于收敛。宋初士人普遍地缺乏立功边塞的豪情。徐铉在《送谢仲宣员外使北番序》中说：“犬羊百万，以攻战为事，不可以威武服也；酋豪聚首，以奸诈为常，不可以智力胜也。子其将之以德，慎之以礼。”（注：徐铉：《骑省集》卷一九，四库全书本，第1085册，第146页。）主张以德怀远，反对以武力霸天下。甚至于早在澶渊之盟以前，就有人主张以财帛换取和平，反对对契丹动武。谢泌在咸平二年(999)奏上的《论御边致太平之策奏》中说：“平晋之后，若不举兵临之，但与财帛，则幽蓟不日纳土矣。”（注：《全宋文》卷一二九，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4册，第78页。）由此可见，宋初士人普遍地缺乏蹈厉之气，宋初的时代精神渐趋于沉潜内转。 宋初三教并重，对内省的时代精神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宋初帝王竭力提高文治的水平，然而还没有找到一种对文吏教育与培养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于是，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在政治上，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一度流行。太宗曾说：“清净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注：《续通鉴长编》卷三四，四库全书本，第314册，第477页。）他又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注：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真宗也表示：“老氏之言，实宗于众妙，能仁重教，盖诱夫群迷，用广化枢，咸资善利。”（注：李攸：《宋朝事实》卷七，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3页。）宋初佛教也十分兴盛，一些文人虽然主张排佛，但他们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影响。太宗曾作《佛赋》以赞佛，真宗曾作《崇儒术论》、《崇释论》、《道德经集注序》以体现三教并重之意。由此出发，宋室对山林隐士优礼有加，种放、魏野等人因此而显名于世。文臣们也以交接山林之士为高。在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时难以恢复之际，道家自然无为、保全真性的生活态度和释氏随缘自适、心性本觉的禅悦情趣深刻影响着文人的心理，使他们养成一种清净平和的文化性格。反映在文学中，则体现出作家普遍具有沉潜内转的创作心态。 这种创作心态对辞赋审美趋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宋初赋家回避社会矛盾，关注自身遭际。宋初的文人们十分重视自己的内心体验，希求精神挣脱名利的羁绊后的自由与闲适。许多人通过释老的禅悦、心斋情趣来体会精神的本我状态。这样，幽微深婉的内心世界难以摄取、容纳令人神劳精瘁的社会矛盾。宋初的社会并不是像真宗等人希望的那样，是升平之世，它潜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但种种的现实问题并没有引起赋家过多的关注，反映重大题材的赋作不多，关乎民生问题的，目前仅见王禹稱的两篇反映税赋沉重的作品和钱惟演悯伤农人的《春雪赋》；反映军队缺乏战斗力的，仅有路振的《祭战马文》；讥刺真宗好仙的，仅有宋白的《三山移文》。宋初的律赋虽以议论为主，但所发之论多大而无当，很少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那些规讽君王的赋作大多总结前朝的兴亡得失，以期防患于未然，真正规讽主上之过的很少。内敛的心态使赋家们把目光由国计民生转向自身际遇，他们希望通过深幽的内心世界来体认漂泊于人世间的种种感受。因而，表现人世沧桑、仕途险恶、精神不自由的赋作便多了起来，徐铉的《木兰》、《新月》、《怀旧》诸赋感慨身世漂泊，王曾的《矮松赋》、王禹僻的《三黜赋》悲叹宦海险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