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T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2-0099-08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如何？这无疑是个值得关注、也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社会心态”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且不同时期的社会心态不尽相同，情况极为复杂，而科举带给每个士子的际遇和感受又千差万别，甚至悬若天壤，欲进行考察，只能从形形色色的“心态”中寻找共同点。于是我们发现，在极重“科名”的宋代，由“科名至上”衍生出的“科名前定论”，是宋代科举制度下社会心态的凝结点。一个无论是“金榜题名”者、还是“名落孙山”者，甚至是与科举毫无干系的人都要接受或不得不接受这个理念，即便是时过境迁，也还会津津乐道。故本文从“科名前定论”切入，研讨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而由于反映社会心态的材料多来源于笔记和志怪小说，因而略及“前定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 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是由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决定的。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曰： 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霾於卑近而不获超卓於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於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1]（卷11） 刘壎是由宋入元的士人，他的这段话，可谓是对有宋科举制度的深刻反省。习时文，取科名，然后入官治民，虽然一生“皇皇焉”，“不识高明之境”，但却心甘情愿。不仅获得了心理平衡，而且得到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南宋人项安世曾作《拟对学士院试策》，论科举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略曰：“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余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梼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论矣。”[2]（4之43）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决定士人的命运，原因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仕进之途。也就是说，“科名”成为官场的唯一“准入证”，“含金量”极高。在唐代，先是明经科，后是进士科，虽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但有此科名者不过是做“美官”，成“清流”，而入仕门径却不少，不像宋代这样“出是科”者就“必弃之”。 科举决定士人命运的严酷事实，给社会心态带来强烈的冲击。 首先，如上引刘壎所说，“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同样的话，早在北宋就有人说过，如孙觉在熙宁元年(1068)六月所作《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改更》中就曾写道：“今有道德之士，不由科举，则无以进仕于朝廷。是使天下之才，皆汨没于雕虫篆刻之技，弃置于章句括帖之学也。”由宋入元的赵孟頫也说过：“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已。”[3]（卷6《第一山人文集序》）这种“科名”至上的后果，是使科举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有些宣称“绝意科举”或所谓“隐士”，也是在经历了多次下第痛苦之后，才不得已而放弃的，并非天生高尚或有“隐德”。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举不失为选拔人才的有效方式；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宋代科举制度也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相对公正，可它的唯一性指向所造成的社会弊端，也为有识者所共嗟，如刘壎所感叹的：“可哀也！” 二是举国沉溺于时文。欧阳修曰：“是时（按：指仁宗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4]（卷73《记旧本韩文后》）宋元之际，舒岳祥回顾两宋时文盛而诗歌衰时，说：“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第一，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从之列，举子盖鄙之也。”[5]（卷12《跋王矩孙诗》）前引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曾说“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他又在《隐居通议》卷21写道：“宋初承唐习，文多偶俪，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然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数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谓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士大夫方游场屋，即工时文；既擢科第，舍时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称文士。大者培植声望，为他年翰苑词掖之储；小则可以结知当路，受荐举，虽宰执亦或以是取人，盖当时以为一重事焉。”既然“科名”重于一切，而要猎取科名，又必须靠“时文”，那么士子全力投入到时文的学习和写作，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是士子除“科名”之外，对其他则是“集体冷漠”，甚至“爱文而不爱国”。身历亡国之痛的刘壎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感慨良深地写道：“《南唐书》载：金陵被围，亡在旦夕，后主犹命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士孙确等三十八人及第。史臣反覆哀痛，谓其不识事势，每读使人殆无以为怀。而比岁襄围六年，如火益热，即使刮绝浮虚，一意救国，犹恐不蔇，士大夫沈痼积习，君亡之不恤，而时文乃不可一日废也。痛念癸酉（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之春，樊城暴骨，杀气蔽天，樊陷而襄亦失矣。壮士大马如云，轻舟利楫如神，敌已刻日渡江吞东南，我方放解试，明年春，又放省试。朝士惟谈某经义好，某赋佳，举吾国之精神工力，一萃於文，而家国则置度外。是夏又放类试，至秋参注甫毕，而阳罗血战，浮尸蔽江。未几上流失守，国随以亡，乃与南唐无异，悲夫！爱文而不爱国，恤士类之不得试，而不恤庙社之为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为背时之文，在当日为亡国之具。夫安忍言之！”[1]（卷11）科举制度对士人乃至全社会人格的扭曲，真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