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4)01-0066-08 唐代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20世纪的唐代小说研究,由王国维、鲁迅、汪辟疆、陈寅恪等前辈导夫先路,后来许多学者踪武扬波,其研究成果虽然比不上明清小说研究之卷轶繁浩,但对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理论的研究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尤其是80年代以来,我国唐代小说研究更是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 据笔者初步统计,整个80年代有271篇论文,仅1980年已有25篇,而70年代国内一共只发表了11篇论文;作品集或选集15部,学术论著、书目研究和资料汇编8部。在这一时期内,学者们开始从新的角度对唐传奇小说进行观照,解放思想,敢于突破一些禁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而到了90年代,学者们发表的论文总数是339篇,论著有7部,作品集虽然不多,但是却有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学者们对唐代小说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偏重于引进和应用新的文学理论或者研究方法去对唐代小说进行观照。这些新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为唐代小说的研究带来新的气息。同时,本时期内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对前期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拟对这20年间我国(不包括台港澳)的唐代小说研究分类进行回顾与思考。 一、小说理论的研究 在50到70年代当中,国内的唐传奇小说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到了80年代,学者们开始从理论的高度去审视唐传奇小说,于是小说理论的研究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关注。胡大雷《论唐人对小说本质的全面把握》提出了“唐人‘有意为小说’,认识到小说具有观赏性质,这在小说史上是一个进步,是全面把握小说本质的表现”(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本文引用高校学报均为人文社会科学版。)。这就把鲁迅先生提出的观点从写作主体的创作动机的角度作出了具体的阐释,而不是把观点照搬。马成生用《任氏传》中的一句话“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概括唐代小说家的小说观,并且特别强调了“要妙之情”的社会作用,以艺术真实反映生活本质,小说摆脱了历史实录观,是有益于其自身发展的(注:马成生:《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略论唐代小说家的小说观》,《北方论丛》1986年第1期。)。后来有相当多的学者持同样的意见。吴新生《从“辅教”到“示人”:唐人小说观念的一个根本性转变》,从具体材料与作品实际出发,论证了六朝志怪多论鬼神与唐代小说众多鬼神的现象其实是“貌合神离而同途殊归”,“不少唐人并非真信鬼神,甚至排佛、排道,只是把为人喜闻乐道的传统题材和形式,作为自己反应、评价生活与表现主观情感的一种手段。而小说观念的这一重要转变使他们成为文学的真正自决者、创造者”。 这些文章的作者们都是围绕着唐人“有意”为小说这一特点,围绕着以“娱乐性”为小说观念转变的特征来论述。从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一论开始,80年代的这批文章才算是开始系统地去论证它,并且初具规模。 二、小说发展史的研究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后,人们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便开始了不懈的探讨。而具体到唐传奇的源流及其发展问题,学人们从80年代开始才将其视作一个重要的学术论题来探索。吴志达《史传·志怪·传奇——唐人传奇溯源》总结出志怪小说的题材以及史传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技巧都对唐人传奇有莫大的影响,论述了唐传奇在小说史上所起的变革作用:“就作者来说,至唐代始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从作品内容上看,唐人传奇更切近现实生活,题材也更加广泛”、“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无论是构思布局、人物描写、语言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注:《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这就系统地归纳出了唐传奇在小说发展史上的传承与地位。王枝忠《志怪·传奇·志异——文言小说流变述略》把“六朝志怪”、“唐代传奇”、《聊斋志异》认为是文言小说发展的“三座里程碑”式进程(注:《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程毅中《论唐代小说的演进之迹》则从小说的地位变化的角度去论证唐人小说观的改变:唐前的文学家和目录学家都不承认小说是文学作品,从《史通》开始,唐人才开始把子部的小说与史部的杂传合并,“唐代小说主要是从史部的传记演进而来”、唐代小说的渊源还有“民间传说、市人小说、说话”等结论(注:《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这些论文,皆从鲁迅先生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的基本论点出发,不断地对其作出了补充与扩展。 三、小说主题的研究 本时期内的小说主题研究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是研究成果当中占的数量最多的一部分。这当中包括了妇女主题研究、侠主题研究以及单篇作品的主题研究等等。 唐代小说中妇女形象的所占比重极大,而且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这在其他时期的小说中都是少有的。这一奇特的现象当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如虞晔如《唐传奇爱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全面、深刻、生动的塑造妇女形象的,当推唐代小说”,并结合霍小玉、李娃、莺莺等文学人物,归纳了唐传奇小说刻画女性的技巧:“在真实描写中,达到形象的典型性”、“在多样性中,突出性格的主导性”、“在矛盾冲突中,揭示性格发展的必然性”(注:《广西民族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范翔林《试谈唐人小说中妇女形象的塑造》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把唐传奇妇女形象大致分成“娼妓”、“侠女”、“侍女、奴媪”三类,认为“唐人作者能从人物与其活动的环境关系上把握性格特征,揭示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就是一个颇有见地的看法。到了90年代,尽管仍然有不少文章在重复形象归纳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意义,甚至有考察范围过窄而不够说服力的问题存在,但还是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比如李炳海《女权的强化与妇女形象的重塑——唐传奇女性品格刍议》(《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李钊平《唐豪侠传奇女性观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黄定华《试析唐传奇女性形象张扬的原因)(《宜春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李钊平文从唐豪侠传奇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中,看到其表现出来的择偶观、价值观、贞节观真切地反映出唐代社会转捩期的特质,提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唐代女性观的转化既是结果更是过程。黄定华文提出了唐传奇中女性形象涌现和张扬的社会原因主要是受到“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家礼法的颓废和侈靡享乐风气的存在”以及民族大融合、北朝胡服骑射之风、“唐代前期极盛之势”的影响。这些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去研究女性形象张扬原因的文章就突破了前人聚焦的局限,使研究的眼界开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