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3)05-0024-07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随着一次次的军事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古老的封建帝国开始面临着生存危机。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也以它特有的强势侵入中国，史称“西学东渐”。西方文化的输入首先是来自传教士，不可否认，他们带有明确的宗教目的和侵略意图。霸权主义的传播方式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外敌的入侵，中华民族的危机，也促使中国文学家开始反思，要使文学适应时代的需求，文学必须面向现实，文学必须要求新求变，实现它自身的转化。而西方文化的渗透恰如发酵素，又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这种转化。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不仅它本身正在发展与转化，而且在西方文化撞击和中西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已开始由古典向现代转型。 我们知道，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创造主体、文学观念、文学主题、文体结构、语言形式、传播方式、接受群体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正是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学、西方文论和西方文学）对近代文学的影响，并在它的催生与中国文学自身创造性的转化中，中国文学才由古典走向现代。近代文学正是促进与完成这一总体走向的过渡形态或中介物。近代文学这一特点极为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对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换言之，近代文学的这一中介现象，正是它的价值之所在，即它在全部中国文学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不研究近代文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学是如何由古典过渡到现代的。从哲学上来讲，每一事物都是和另一事物相互联系的，有了这种联系，事物才能存在，诚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所以我们说，中国近代文学，既是古代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是由古代走向现代的转型期的文学。正因为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转型性、中西文化交汇和求新求变的特点，所以近代文学精神也具有新的特点和色彩。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启蒙精神与文学启蒙 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本是17-19世纪在西方兴起的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的一种进步思潮。18世纪启蒙思想在法国流行，其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他们又都活动于18世纪，故18世纪有“启蒙时代”之称。中国的启蒙思想，侯外庐先生谓开始于16、17世纪之间，其根据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启蒙思想，作为一种思潮，应始于19世纪的近代。 近代早期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其中最突出的是龚自珍。龚自珍启蒙思想的主要表现，其一是全面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如对官场腐败的揭露，特别是对封建制度的那个“不可破之例”以及它对人的约束、对人才摧残的抨击，其揭露之尖锐，见解之深刻，令人怵目惊心。 其二是对传统思想的挑战和反叛，倡导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这是龚自珍思想近代性的一个主要方面。龚自珍思想的最大特色是他反传统的叛逆精神。魏源曾在《定庵文录·序》中指出：“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1]（第238页）在龚自珍思想中确有许多离经叛道的东西。他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认为皇权的至高无上正是国家政治腐败、官吏昏庸无能、寡廉鲜耻的根源（《明良论二》）。因此他主张君臣之间要以师友相处，“坐而论道”，以此来改善君臣关系；用“知耻”，来振作朝廷的风气，“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马克思曾经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2]（第411页）龚自珍对君主专制及其所形成的奴仆关系的批判，带有对人的价值观念和平等思想的肯定，这在鸦片战争前夕是具有新的启蒙意义的。 其三，歌颂“狂”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追求思想自由，也是龚自珍启蒙思想的重要方面。在龚自珍作品中，“狂士”、“狂生”、“狂客”、“狂言”屡见不鲜。所谓“狂”本是封建顽固派对龚自珍的攻击和诽谤。龚自珍用于自称，一方面是挑战式的回击，含有愤激之意；另方面，这里所谓“狂”，是与卑怯和奴性相对而言的。龚诗中的“狂士”，它不仅是诗人自己的气质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转折时代发人先见而又言人所不敢言的先觉者形象的化身，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自我肯定和热烈追求，而这一点正是近代启蒙意识的一种反映。龚自珍还具有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的诗文词锋犀利，友人劝其将锋芒隐去，他宁可受迫害，也毫无收敛；对达官贵人更是冷嘲热讽，所谓“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释言四首之一》）！“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都表现了诗人顽强的战斗精神。他针对孔子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提出了四不畏：即“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表现了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可贵的反传统的思想品格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而从“狂士”到“四不畏”，正是他竭力冲破藩篱、追求个性解放的折光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