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大全》第六十七卷“杂著”中，有一篇“周礼三德说”，对《周礼》中所讲的“三德”作了解释，对三德之间的关系讲了一番道理，其中有些思想对我们正确理解道德的层次性和实施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周礼》中有地官司徒的官，以教民为职。其中有师氏一职官，职务是“以三德教国子”。国子就是那些贵族公卿大夫子弟。三德者，“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 按照朱熹的解释，至德是“诚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诚意正心的本源何在？在于道。这“道”，就是所谓“天人性命之理”，“事物当然之则”，“修齐治平之术”。认识并践履其道，就是至德。这种解释当然是地道的宋儒思想。如果剔除宋儒理学的唯心主义成分，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修身处世的原则来说，这样的解释还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从这样的解说中可以看到，至德是最高层次的德，也被儒家称为“圣德”、“天德”。它把道内化为道德主体的心性，又使心性和行事完全合乎道，内外充实而又能大而化之，就达到了圣德的境界。 所谓“敏德”，是“强志力行畜德广业之事”。这是行为、做事之德，它表现为“行理则所当为，日可见之迹”。这里说的强志、力行、畜德、广业，显然是要在各种职业和技艺活动中表现出来，所以要以践行为本。作为行事之德，其行事要按照仁义之理所要求的“应当”、“至当”的中道去做，并且要不断做出成绩，建立功业。从这些内容来看，敏德大体上可以看作职业道德，相对于“圣德”而言，也往往被称为“黎民之德”。 所谓“孝德”，是“尊祖爱亲，不忘其所由生之事”，也就是尊祖先，爱双亲，不忘生身养育之恩。要做到孝，就要“知逆恶”，笃实深固，终生坚守，不做悖德违礼之事。“逆恶”是不孝的极端，在唐律中定为十恶罪之一。周时虽然尚无这样的刑律规定，但“威仪”中也包括“惩无礼”的礼法。所以孝行必须知其反面即不孝和逆恶。一个人如果连生身养育之恩都不知恩报，甚至做出逆恶之事，就是弃绝人伦，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还谈得上建功立业，齐家治国吗？所以儒家主张“孝为德之始”，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三德是什么关系？道德教化应当怎样对待三者关系呢？朱熹说：“不知至德则敏德者散漫无统固，不免乎笃学力行而不知道之讥；然不务敏德而一于至德则又无以广业而有空虚之弊。不知敏德则孝德者仅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务孝德而一于敏德则又无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这段话包含着对三德关系的精辟阐述。 首先，至德作为道的体现，是敏德和孝德的“统纲”。对于后两德来说，它是“道本”，后两德则不过是“行事”。因此，至德乃是敏德和孝德进步、提升的目标和动力。按照现代的说法，至德也是敏德和孝德的道德价值之所在。这就是说，后两德不能脱离至德。如果脱离了至德，就会“散漫无统固”。这样的人就会像没有理智的痴人一样，不知道还有做人的道德在督导自己做事，即所谓“不知道之讥”。 其次，敏德作为居于中间层次的德，是至德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也是孝德得以延伸的广阔天地。如果没有敏德，至德就没有了立脚之地；如果没有强志、力行、畜德、广业的行事和功迹，道就只是虚道，而不能落到实处。这与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没有敏德，孝德就失去了通向至德的桥梁，或说失去了由虚变实的中介，其孝行也仅仅是囿于一家之私的“匹夫之行”。 再次，孝德作为立身之本，首要在于“知逆恶”。因此，一方面必然以至德为统纲，以敏德为德目，修身齐家，建功立业，否则就失去了立身成人之本，在行为中就会自缚其身。即使做出孝行，也往往会以损害社稷、国家利益为代价，所谓“小忠者大忠之贼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孝德，至德和敏德也就失去了“大本”。照《孔子家语》所说，“孝德为立身之本，置本不固，无务丰末”。对于一个“忘其所由生”，不知尊祖孝亲的人，人们还能够相信他在事业上尽职尽责、强志力行吗？还能期望他通过“顺于道不逆于伦”的“畜德”而达到至德吗？ 由此可见，三德是相互联系，相须为用的。在进行三德教化时，不可偏废而“专务其一”。对于个体教育来说，就应当“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资质之所宜而教之”，但也不可以“专务其一”。否则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高尚德操的德才兼备的成人。《周礼》强调“考其德行，察其道艺”，正是要使教化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朱熹所阐发的三德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周礼》所规定的，朱熹所阐发的这个“三德说”，固然是封建的，甚至是奴隶制尊卑贵贱的不平等道德，但就道德的层次性来说，三德之间的关系还是理所当然的。至德是道德的最高层次，对于个人修身、齐家、治国的道德实践来说，无疑具有指导性、原则性、统率性。至德“如明镜以察形，惟义是从”。它之所以至高明察，就在于它体现着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原则，体现着道德之大义。这就是古人所说：“学天地之德者，皆以无私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