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熹、王阳明都是宋明理学的关键人物。他们都是以发扬儒家的伦理道德、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主要宗旨的。本文从历史责任感、知行关系、即物穷理与致良知几个方面，论述了朱、王二人关于伦理道德修养的一些思想。 关键词 道德修养 历史责任感 知和行 即物穷理 致良知 朱熹、王阳明是宋明理（道）学的关键人物。大致上说：朱熹发展了二程哲学思想，是南宋集理学大成，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的巨子；王阳明则是继承发展了理学中陆九渊心学一派的观点，是明代心学大师。他们都是以发扬儒家的伦理道德，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其主要宗旨。本文仅就他们的道德修养，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历史的使命、身教的榜样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学传统思想，原来就是教书育人，研究人与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上下、左右、亲疏、远近等各种人际关系，其核心是“仁”，即以爱人为其思想基础。这有他的时代与阶段的局限性，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如教育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笃信好学，死守善道”的尊重道德人格，进而达到“修己以安仁，修己以安百姓”，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这实是中国一种最古老的人文主义思想，也是一种优良的道德传统。但到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方针后，孔子被捧为圣人，成为供人膜拜的半人半神的宗教偶象，孔孟等人的言论和一切古书古典成为不可更易的经典，从此驱使人们钻入故纸堆里，终身以穷经考古，训诂辨伪为儒生的职责，学习就只限于读书，教书不再是为了育人、求做人之道。“独尊儒术”使儒学走入自我封闭的死胡同。 中经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玄学崇尚空谈，佛道的出世等等逃避现实的社会风尚。于是曾经为孔孟所探究的“性命道德”的人文主义思想被搁置了，出现了讲道德、谈修养、论心性、辨义利、究体用之学，几乎成为释老两家所专有。正如朱熹在《中庸集解序》中指出：“窃尝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直到唐代统一，为维持长治久安之计，以韩愈为首的士大夫，提出了恢复儒家道统的主张，宋明理（道）学，进而发展了关于“人”问题的全面探讨，并把人的伦理道德、身心修养等各个方面，提高到哲学思辨的高度，重振了儒学的传统精神，后人称他们为新儒学。 朱熹处在南宋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王阳明生活在明代由兴转衰的转折之际，他们各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以弘扬儒学传统为己任，揭示“存天理，去人欲”为内容的道德修养。他们修养方法的根本要点，是以身体力行的崇高品质作榜样。朱熹在回答为学之道时说：“道：仁与不仁而矣，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1 〕王阳明从开始教育工作起，就以“倡明圣学”为己任，自称为“狂者”，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抱负。朱、王的一生就是怀着为世忧乐之志，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敢冒天下大不韪，反对当时的邪恶势力，力图争取清明之治的光辉榜样而流传于后世的。朱熹在《祭吕伯恭著作文》中云：“道学将谁使之振，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斯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纪〉将谁使之续耶？”这正透露了朱熹所关注的种种问题，体现了他的忧患意识，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与道德境界。朱熹在被任命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内，当时发生饥荒，要求朝廷拔款救灾、兴修水利等事，没有为当局很好的采纳，他就在《上宰相书》中严厉指责说：当时朝廷对大小官吏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侵吞大量钱财的污行不闻不问，而对用于救济饥民的一点点钱财却斤斤计较，不肯发放，进而公然抨击宰相说：“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指之计。”这样直接上书批评宰相只为个人私利、干着一些谄媚迎合的事，是多么大胆而正直！ 同样，王阳明对朝廷的腐败，一贯进行尖锐的指斥，作不调和的斗争。当他看到宦官刘瑾专横朝政，矫旨将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逮捕入狱，便挺身而出，抗疏营救，指出这种做法“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要求“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2 〕在皇权鼎盛的封建社会，居然要求皇帝承认错误收回命令，如此正直的气魄简直令人不能想象。结果，他遭来了廷仗四十，并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类似今公路站长），几乎遭到生命的危险。正德年间，在一次朝臣谏阻皇上出巡江南，竟罚谏臣107人跪在午门五天，并廷杖146人，当场死11人。可是阳明面对这一情况，还是秉着忧国忧民之心，又一次上书要求武宗吸取宁王造反的教训，“伏望皇上痛自刻责，易辙改弦”。本来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享有特权，权贵们之间争权夺利，以权谋私，不仅是“难免”的事，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这批理学先生，却不畏生死，一心追求清明之治，一再同腐败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这种浩然正气与趋炎附势之辈形成的强烈对比，为后世人们作出了尊严的榜样。 朱、王的道德修养，当然不可能超越封建社会的道德范畴，不论他们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曾被人简单地说成是要人民“死守善道”，甘为人所奴役。这里不打算对他们德育教育的内容展开论述，但有一点，却必须补充说明的，这就是朱熹谈论修养的对象，主要在“四民之首”的士大夫，甚至还有皇上贵族。他在《壬午应诏封事》中，首先要求皇上学习《大学》的修身治国的大道，大胆提出“盖天下之事，至于今日，无一不弊，而不可以胜陈”，其办法：“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王阳明虽然是主张和推行大教育的人物，但他同样以“明学术，变土风，以成天下治”为宗旨，认为：“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闻，人不足谪，是谓‘一正君而国定’。”〔3〕可见他们一致主张道德修养的重点在士大夫， 尤其是皇帝本身应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作为全民的榜样，才能定国安邦。 要有忧国忧民的志向，从自身做起，重在发挥自上而下的表率作用，尤其是士大夫、权贵们，更为重要的是皇上的德行，应成为万民的榜样，这是朱、王谈修养方法的基调。 二、“知行常相须”、“知行合一” 弘扬儒家的道统，首要的在于处理伦理道德的认识和实践，如何去明义理，见行动，当时所谓“道问学，尊德性”问题，颇有近乎今人所说的，增进知识和提高道德素质的问题，其涵义是修养方法上的智育与德育的关系，言和行一致的问题。朱、王先后环绕中国思想上知和行的论题，表述了各自的观点，知和行的论题，既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含有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又是仅指道德实践而言的。朱、王的为学核心，以紧切于道德为着眼点，着重道德的实践为主。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之处，都是反对为学习而学习、为修养而修养，主张学习、修养的出发点和归宿应该是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并见之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