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我们仅有的幸福之一，乃是不得不去认识自己。” ——罗洛·梅（Rollo May） 是否能清醒地生活在二个世纪的边缘，这是一个大问题。 人类生存的危机似乎从未象今天那样引起诸多哲人们的忧虑和思索， 处在世纪末的大变动时代， 历史不可能如马修·阿诺德（MathewArnold）所说的那样，给我们展示出“我们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什么”的清晰画面，这样，我们便不得不回过头来反顾对自我的追寻：我们究竟迷失了什么？又迷失在何处？ 1 尽管从哲学发展的纵深角度上看，二十世纪正如W ·怀特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分析的时代”，然而面对社会伦理思潮所展示的内容，文化的诊断者们却忧心忡忡地认定，二十世纪乃是一个充满怀疑、焦虑和虚无的世纪。德国哲人施太格缪勒（W·stegmüller）认为，在当代社会，知识和信仰已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必需了，两种巨大的分裂正逐步侵袭着人们的心灵，“形而上学的欲望与怀疑论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巨大的分裂；第二种分裂就是一方面生存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的确，求得永生的要求与价值观上的捉摸不定感困忧着现代人，自由的获得与责任的承诺苦恼着现代人。 二十世纪，一面是科技文明的空前辉煌，一面是资本经济的猛烈冲击；一面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一面是人性的毁灭与价值的迷失。面对这样一个良莠相杂、幻化不安的世界，二十世纪的许多圣人贤哲或以重建教堂的情怀，期待神圣的回归，或以鞭辟入理的睿智，梳解人生的死结。虽说这种悲情的呼声不乏仁者的高贵，然而到目前为止，笼罩人们心灵的却依然是驱赶不散的晦黯和阴影， 于是， 雅斯贝尔斯（K ·Jaspers）不得不唉叹：“不可靠的人，替我们这个时代看相。” 二十世纪的气氛，合而为一的感觉销匿了，统一的理想丧失了，共守的价值标准不复存在了。上帝死后，人们很难在现代人笔挺的礼服下面发现宗教的虔诚与笃信，卢梭的“科学与自然”、康德的“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似乎从未象今天那样显得如此尖锐和突出，道德判断只是各种社会力量的非理性的表现，“全看你在什么时间、地点和感觉如何，全看什么东西备受赞尝”，在相对主义的另一面便是虚无主义，人生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从普鲁斯特（M·Proust）、 托马斯·曼（Thomas Mann）、艾略特（T·S·Eliot）到纪德（A·Gide）、 乔伊斯（J·Joyce）、卡夫卡（F·Kafka），在他们慎重而深刻的主题中所表现的，大多是人在世界面前的无力感。人生就是梦魇，一切都是轮回，人生在世注定要与生活中的一切作永无止息的斡旋与搏斗，然而究竟对手是谁我们却不知道，因而一切挣扎皆为徒劳。 当你置身于奥尼尔（I·O·Neill）戏剧的情境之中，你会感到生活是一种重负，人生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悲剧的宿命；当你站在毕加索（Picasso）的绘画面前， 你会感到传统的、现代的一切准则、规范都扭曲了、变形了、七零八落了，仿佛一切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当代社会，科技的高度发展，把我们投置到一个机械般的生活方式之中，结果是逻辑的自律系统把人化约成纯粹的客观对象，找不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科学家奥本海默所担忧的“艺术家的孤独学者的失望、科学家的偏颇”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科学理性的没落。随着科技对人的宰制，“机心”对“人心”的替代，人们很难自觉到人性的价值和心灵中值得开发的富藏，价值和意义被漂白，人失去真正的自我，仅仅成为“残骸的积聚”。另一方面，经济结构所酿成的求利心态和功利意识普遍蔓延，市场经济已渗透到象征性的行为领域，因而相互关系已变成机械性和不完全性，人生的意义、人性、人情和人格皆跌落在效益的迷宫之中，而且被无情地转化为分工角色，造成“生命世界的殖民化”。同时，这种生命世界的殖民化与通过金钱手段而使生命世界系统规则分离的行为一并发生，金钱不仅使相互作用的特殊性非世界形式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形成一种功能性子系统形式成为可能，这种子系统提倡以金钱的形式处理与周围的关系，因而也影响到行政管理结构。逐渐地，生命世界中的道德实践因素从个人与大众的生活领域中驱逐出来，“日常生活逐渐变得金钱化与官僚化”〔1〕，形成一个无规范的社会。 鉴于理性的丧失，哈贝马斯（J·Habermas ）主张以无限的交流和对话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鉴于现代生活的表面化、市场化、匿名化和分裂化，索罗金（P·Sorokin）和弗洛姆（E·Fromm）希望以爱心的力量来熨慰这个世界，价值哲学强调人作为文化的制作者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法兰克福的马尔库塞（H·Marcus ）细致地考察了现代社会人的个性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并以社会批判的形式寄以深深的幽怨。还有弗洛伊德（S·Freud）的自我、本我和超我；福柯（M ·Foucault）的“情境与角色”；海德格尔（M·Heidegger）关于生命此在的意义；萨特（J·Satre）对人的自由、选择、责任与行动的强调等等，似乎一切都旨在于解救覆盖于整个世界的荒谬感、幻灭感和虚无感。的确，社会的剧变，价值的虚无如狂风暴雨般为我们点燃了世纪末危机的讯号，然而在它的深层处，即在于人性的无明和意义的丧失。皮兰德罗（Pirandello）发问：“我真正是谁？我是人吗？”，艾略特（Eliot ）回答：“我们都是空心人，形状无形式，色度无色彩。”这也许正是存在主义将身心交迫的苦痛、焦虑和绝望等人的情感上升为哲学本体论的深刻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