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对儒家伦理“真精神”的发现，可以说是以自己业已形成的解释系统对儒家伦理重新诠释和创造性地发挥。它首先发轫于对儒家形上学的所谓生命体验和悟解。梁漱溟认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的、双的、中庸、平衡、调和。所谓变化就是由调和到不调和，或由不调和到调和。因此，其思维方式不是实体性的，形成的概念也从不去处理有关实体的具体问题。这在根本上迥异于印度和西方的各种形而上学。 中国的形上学家们据以获得宇宙涨落的感觉和体验是一种非理性的直觉过程。它的概念只能通过“抽象的，虚的意味”加以表达。把宇宙生命描述为一个不停顿的“流”。这种“流”借助相互对抗、相互贯通的二重性力量获得形式和运动。梁漱溟确信孔子就是基于这种原理，系统地讲述人生伦理并为其在社会中实行发展出如礼、乐等各种手段。宇宙的本质和人生的本质是同构的、贯一的。当表现为人生伦理时，就是“仁”，一种和谐的、创造的、乐而忘忧的生活。同充满春意生气的宇宙一样，儒家主张随感而就，“顺着自然的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1〕。 梁先生就是这样以东西交融的文化视角来发掘或回复孔子人生的“真义”，同时也寄托了他对理想人生的向往。 一、心之路：东、西无碍 早在1918年，梁漱溟开始替孔子“说法”时就明确提出，“欧化实世界化，东方所不能外。然东方亦有其是为世界化，而欧土将弗能外者。”〔2〕由此可见，梁漱溟并不是一个狭隘的东方论者或孔学者。而是企图容受和“拣择”东西之长为我所用，表现了思想家的宽广胸怀及其理论的张力。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尤其是儒家伦理精神的张扬，一方面待于旧传统上的新创造；另一方面在世界逐渐一体化的今天，决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儒家伦理要想获得普遍价值和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不能不考虑到其他文化的成就特别是西方现代精神的走向。但是所谓东、西融通只停留在梁漱溟的“心之路上”，仅仅作为一种理论刺激或启示转而成为其旁证或支离的材料。 1.柏格森生命伦理学与佛教唯识宗的契合 柏格森认为，生命的存在不是一种僵死的物理存在，而是一股永恒流动、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是一种永恒的生命创化过程。因此，它流动不居，是一种无穷的“绵延”和“生命冲动”，如同一切存在都是连续表现的动作而无静止的存在一样。也就是说，在柏格森眼里，只有变化着、流动着的倾向和趋势，而生命则是一种最为活跃、最富有变动的一种运动态势。因此，对生命存在的把握，必须抛弃那些既成不变的理性形式和传统教条，用心理的直观去体现生命之流的律动。宇宙万物都是某种神秘的生命之流的派生和显现。但不同的存在状态下，生命的冲动有着不同的形式。 梁漱溟认为生命派之哲学和伦理是西方既往人生态度的反动和转向。从向外逐物到向内求索；从理智计算到直觉体验。“此刻他们西洋人经过了那科学路也转到这边路上来——此刻西洋哲学界的新风气竞是东方彩色。此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3〕 梁漱溟又将其与佛教唯识学作了比较，虽然两者在方法论上有根本的差异，但它们中心概念都是“不断流动的”宇宙和流动的实在，“所得的道理却多密合，这是为两方都研究一个东西——生命、生物——的原故。”〔4〕 如果说柏格森的直觉尚有可疑之处，诸如主观的、情感的，因而也就难免其偏私的一面。那么，唯识宗的“现量”则是纯静观的，将有所为的态度去净而为无私。就是看飞鸟，只见鸟（但不知其为鸟）而不见飞；看幡动，只见幡（但不知其为幡）而不见动。倘能做到，便是头一步现量。次一步现量顺此向前，“不过比前更进一步的无私，更进一步的静观……就是眼前面的人和山河大地都没有了！空无所见！这空无所见就是本体。”〔5〕以此观之，生活就是“相续”。 生物或生活实不以他的“根身”、“正报”为范围，应统包他的“根身”、“器界”、“正报”、“依报”为一整个宇宙。所以“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6〕面对差不多已成定局的宇宙， 它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为这样的，故称为“前此的我”，而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因此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现在的我”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当下向前的活动。 梁漱溟不仅仅是在寻找柏格森与唯识宗的契合点，而是通过这种嫁接获得一种对孔子态度和人生的最佳解释方式，并以此重新建构儒家伦理精神的普遍价值。 2.艰难的复归：梁漱溟与泰州学派 梁漱溟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和归宗并非始于对源头探寻和对正宗经典的解读、了悟，而是采用时间倒推或所谓精神还原的方式。其中泰州学派在其思想嬗变过程中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我曾经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当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7〕 泰州学派为王艮王襞父子所创。王艮师事王守仁、但又时时不满师说，以“日用百姓既道”、“淮南格物说”，“安身立本”论等见解在王门后学中自成一派。黄宗羲在剖析王艮的学术宗旨时说：“王门惟心斋盛传其论，从不学不虑之旨，转而称之曰自然，曰乐学。”〔8 〕不学而虑是说“良知”本体是现成的，不存在被货色、名利等欲望蒙蔽的问题。也不必进行“省察克治”之类的道德修养工夫。良知既然现成，那么靠什么去体认呢？“私欲一萌时，良知正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9〕所谓“一觉”是直觉式的思想省司。 泰州学派在人生观或人生态度上“寻孔颜乐处”，即随感而应，以乐为教。此乐非所得于外而深造自得之乐。是一种安和而圆实的人生境界。大体上有三层意思。其一，“人心本是乐”乐就在自己的内心而非他处寻觅。其二，将“乐”这种主观情感提升到本体的高度。其三，认定“乐”的本质是超功利的。“日用间毫厘不察便入于功利而不自知，盖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须见得自家一个真乐。”〔10〕与功利相联系的乐是假乐，转瞬即逝，只有对功利的超越方是真乐。这一点是真人生观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