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生成与发展的基础是什么，道德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从伦理学发展史的视角上看，这似乎是些老生常谈的古老问题。然而，从时下有关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关系问题的讨论看，尤其是从近来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所凸现出的所谓“划界论”及其所得到的认同度看，这些看似古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一 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国近年来从街头巷尾的百姓，到哲学、伦理学界的学人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学术界曾有过所谓的“外灌说”与“内引说”的激烈争论与尖锐对立。持“外灌说”者认为，道德的发展有其自己的一般规律，道德规范与基本价值原则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应是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应该用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对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进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们在市场经济的活动中掉进物欲膨胀的“陷井”，摆脱私利与金钱的“奴役和统治”，从而保证市场经济有序、健全地发展，而不至于产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道德的牺牲为代价的不幸。持“内引说”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是需要一定的道德规范加以约束的，没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经济活动进行约束，就会导致市场经济发展的无序化甚至混乱。但这些道德规范应是从社会主义市场本身引发出来的，是源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并不是“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延伸到经济领域的，并不存在着一个所谓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 不难看出，无论是“外灌说”还是“内引说”，二者都强调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这一点上，彼此之间有着一致性的共识。所不同的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规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问题上，二者意见不一。比较“外灌说”与“内引说”的思维理路，在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对于持“外灌说”者来说，其思维为之旋转的轴心是道德，对于持“内引说”者来说，其思维为之旋转的轴心则是经济。但无论是所谓的“外灌说”，还是所谓的“内引说”，在理论上都各自存在着某些难以令人苟同的重大疑点。首先，如果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不过是由“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延伸到市场经济领域的，那么，这个所谓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是从哪里来的？这无疑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如果认为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中直接引申出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性地会塑造出一套新的道德规范与之相适应，并为它服务，这又似乎有些过于天真浪漫与简单化。既然是不可避免的或必然的，那么，我们有关“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关系”这一课题的讨论还有什么价值或意义呢？此外，按照“外灌说”的思路，不仅难于回答道德生成与演进的原因与动力的问题，也颇有用抽象的道义去捆绑人的利益的意蕴，难避“道德决定论”之嫌。而按照“内引说”的思路，又颇有用利去取代义或整合义的韵味，难避“经济决定论”之嫌。理论界有人把“外灌说”称之为“道德决定论”，把“内引说”称之为“经济决定论”，应该说，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牵强附会之说。 在“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上，究竟如何才能正确地把握经济与道德间的关系，摆脱由所谓“外灌说”与“内引说”所引起的“道德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等二元对立式的困境呢？继“外灌说”与“内引说”之后，有人又提出了应对经济与道德进行严格划界的所谓“划界论”的主张。 “划界论”者认为，“市场经济和道德，一为他律，一为自律，二者必然表现为互斥甚至冲突，从而构成二律背反关系。”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只是在间接的意义上才具有统一的意义，而在直接的意义上，二者则是对立的。经济以追求外在的功利为目的，因而经济活动服从“他律”的规定；道德所要求的行为本身即是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因而是“自律”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把握“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时，应当对二者实行“严格的划界”，采取“对症下药，分而治之”的方针，“当归上帝的归上帝，当归凯撒的归凯撒”，以避免功利与道德的相互混淆，防止金钱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相互僭越。 不可否认，按照“划界论”者所提供的上述思路，即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按经济规律及其所要求的原则行事，在道德活动中则按道德规范原则行事，这样确实能使我们在处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时简单多了。但问题是，社会的经济领域与社会的道德领域是否是两个完全相互隔绝、彼此孤立与封闭的领域？人们的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是否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如果是与可能的话，我们似乎不仅对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为何长期为此争论不休难于理解，而且对这一问题何以能成为时下中国的老百姓与学人普遍关注的现象难于理解。此外，在理论上我们同样会遇到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从何处而来的难题。而如果不是与不能的话，那么，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实行“严格的划界”又何以可能？笔者以为，从马克思历史观的视角上看，较之“外灌说”与“内引说”，“划界论”将经济与道德间的关系推向了极端对立的境地，因此，它离马克思历史观的距离也就游离得更为遥远了。 二 “划界论”的理论前提是经济与道德必然地表现为互斥与冲突，或二律背反。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思想的重提。“划界论”者也曾坦率地表白，这一理论前提来自于对康德伦理学的肯定。 在西方哲学史与伦理学发展史上，最早试图在功利与德性之间掘开鸿沟、并扬义抑利的思想家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及其弟子柏拉图。最明确地将历史、经济与道德二者对立起来并视之为二律背反的思想家要算是卢梭。而卢梭的思想曾深深地影响过后世的思想家，也深深地影响了康德。寻找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原则或道德律，构成了康德先验主义伦理学所追求的目标，及其理论基础与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