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近代英国杰出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家，被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在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上，他是科技乐观主义、科技决定论的先驱，充分肯定了科技的社会作用和道德功能，力图为伦理道德提供科学依据，并以此抨击经院哲学与宗教道德，从而在科技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经院哲学和宗教迷信不能给人幸福 培根的科技伦理思想是从反对经院哲学、宗教迷信和尊重科学技术出发的。在中世纪，基督教崇神贬人，反对研究自然、学习科学，要求人们禁欲赎罪，以求天国之乐，万世之福。培根虽然口头上对基督教表示出相当的虔诚态度，甚至说来世的幸福是最高的幸福，但实际上他关心的却是现世幸福。因此，他抨击迷信而肯定无神论，认为无神论“顺情合理，敬畏国法，爱惜令名，崇尚道德”；“既令不顾来世，犹使其谨慎自守”，故“从不危害各国”；而迷信则会解除此等美德，“使许多国家陷于混乱”。造成迷信的原因，“如绚烂夺目的礼节仪式，如过度伪善的外表圣洁，如对教会中不胜其烦的圣传之过分尊崇；如教士为满足野心与贪心所设置之种种诡计”，而经院学者则“虚构不少难以捉摸、曲折奥妙之公理与定理，以便文饰教会之措施”。（转引自周辅成《西方论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577页。） 培根指出，宗教神学使人脱离自然，阻碍人类认识的发展，它象献身上帝的修女一样不能生育，使人厌恶。而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即精神与宇宙相结合，却可以使人类“产生一些发明，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人类的贫困和灾难。”因此，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的响亮口号，认为利用科学知识和技艺，人就可以驾驭自然，利用自然，使之成为幸福的源泉和文明的基础。他说：“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就在于“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他以光比喻科学，“火使我们能够行路，能够读书，能够钻研方术，能够互相辨认，其功用固然是无限的，可是人们之见到光，这一点本身却比它那一切功用更为卓越和更为美好。同样，我们对事物进行思辨这件事本身，也是比各种发明的一切果实都更有价值。”（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4 页）培根强调“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的合二为一”，认为人类的许多有价值的发明就是从这种结合中产生的。“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航行方面，第三种是在战争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的发现了。”（《新工具》第103 页）而人类就是受惠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发明的。 二、科学技术有重要的道德价值 培根认为科学技术包含着造福人类的力量，因而具有道德价值，而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的专家则是品德高尚的人，应该予以褒扬。他说：“我认为善的定义就是有利于人类。这也就是希腊人所谓‘仁’或者‘人道精神’，但意义还要深”；在他看来，“利人的品德”就是善，“这是人类一切精神和道德品格中最伟大的一种”（《培根论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由此出发，培根进一步指出， 凡是“能够把实践导向对于人类最为有用的对象，或者能够使动作少用工具，或是能够节省质料和供应，那就应当认为是宝贵的事例”，也就是“统称为嘉惠的或仁慈的事例。”（《新工具》第239 页）科学家和发明家就是这种给人类带来利益的人。他说：“在所有能给予人类利益当中，我觉得没有比得上发现新技艺、天赋和商品来改善人生那样重大了。因为我看出在原始时代，粗鲁人民中发明者和发现者被尊为圣，被列为神。”在这里，培根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作为评价圣贤即科技道德理想人格的根据与标准，这在当时封建神学思想浓厚的条件下是很不寻常的，是要有理论勇气的。 培根指出，历代之所以“对于发明家酬以神圣的尊荣，而对于功在国家的人们（如城国和帝国的创建者、立法者，拯救国家于长期祸患的人、铲除暴君者以及此类等人）则至高不过谥以英雄的尊号”，因为把二者加以比较，一是“发现之利可被及整个人类，而民事之功则及于个别地方；后者持续不过几代，而前者则永垂千秋；此外，国政方面的改革罕能不经暴力与混乱而告实现，而发现则本身便带有福祉，其嘉惠人类也不会对任何人引起伤害与痛苦。”二是在发明者所提供的成果中，包含着更高，更普遍的科学精神与道德精神，它“在自然界中燃起一道光芒——这道光芒在升起时就应该接触并照亮界限着我们现有知识范围的所有边缘地域；并这样越散布越广，不久就应该揭开并使人看出世界上一切最隐蔽最秘密的东西——这个人（我以为）就会真正是人类的恩主——把人类统治推及于全宇宙的传播者、自由的战士、贫困的征服者和抑制者。”培根把技术发明家称为人类的恩主、贫困的征服者，赞誉他们的功德永垂，这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思想家如此褒扬过，而在他之后，这样的推崇也并不多见。 培根还把科学技术的进步，视作实现新的社会生活乃至包括道德在内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杠杆和起点，他指出：在欧洲最文明的地区和新印度落后地方的人类生活有着极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无关于土壤，无关于气候，也无关于人种，只在于方术。”（《新工具》，第103 页）培根在他未完成的著作《新大西岛》中，描写了他所憧憬的人类理想社会与人类未来的“黄金时代”：到那时，社会将由掌握了高度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所管理，人人都能学习与利用科学技术为社会造福，所以物质生活富裕，精神文明不断提高。他指出，通过教育和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人类能逐步进入这个美好的时代。
